晚上到家九点半。王秀芹在客厅择菜，电视开着，声音关着。
“今天门口有人跪了。”
“你听谁说的。”
“买菜听说的。”她说，“说跪了一个女的，五六十岁。”
“嗯。”
“跪了多久。”
“四十来分钟。”
“起来了吗。”
“起来了。”
王秀芹把一根黄叶子摘下来，扔在报纸上。
“我今儿下午下去了。”她说。
范江海把头抬起来。
头抬起来那一下很快。他这半年听多少事都不抬眼，这句话一进耳朵，人就抬起来了。
“我站到马路对面看了看。”她说，“我没过去。绳子拉上了，人站得挺齐。有个卖热水的在那儿，一杯两毛。”
“你去干什么。”
“看看。”她说，“看看就回来了。”
她端起菜往厨房走了两步，又停下。
“江海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上回跪是什么时候。”
范江海没答。
“你娘下葬那天。”她说，“你跪了一天。晚上起来，两条腿不会打弯，是我给你揉的。”
“那是跪死人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她说，“那是跪死人。”
那是跪死人。她跟着重复了一遍，说得不重，可这一句比什么话都重。
她进了厨房。水响了一阵。
范江海坐在那儿，把上衣口袋里的那沓纸摸出来，搁在手心上掂了掂。一页半，很轻。他没有打开。
没有打开。一页半纸，在手心上轻得跟没有一样，可就是这一页半，压得他这些天抬不起头。
八月的头一个星期，办公厅定了个规矩。
星期二、星期五上午九点到十一点，接待室开门。来人先在栅栏外头登记，一次进五个，按日子排，排到了进，排不到就等。
“谁定的。”
“办公厅报上来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们说这么着有个数。”
“接待室里怎么样。”
“一张桌子，两把椅子。”柏向南说。
“跪的呢。”
柏向南停了一下。
“接待室的地上是水磨石。”他说，“比外头台阶硬。”
比外头台阶硬。这一句答得巧，可谁都听得出里头的意思。
范江海把钢笔帽拧开，又拧上。
“硬不好。”
“是。”
“门口台阶上垫一块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就垫在第二块砖前头。”
“垫在第二块砖前头”——他连第几块砖都说得出来。那天那女人跪的，就是第二块砖前。
柏向南在本上写了一行。写完他抬眼看了看。
“垫给跪的人。”
“谁跪了谁用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外头过路的人看着也不好看。”
外头过路的人看着也不好看。这句话把话说到了根上——垫的是毯子，遮的是脸面。
“是。”
那天下午，办公厅的人从仓库里抬出一块旧地毯，裁成一条，铺在台阶下头第二块砖前。毯子是深红的，边上磨白了。铺完，老魏拿脚在上头踩了两下，踩实了。
老魏踩了两下，是怕风吹起来，也是怕它显得太新。
第二天上午跪了一个。第三天跪了两个。第四天没人跪。老魏每天收工的时候把毯子卷起来立在墙根，第二天早上再铺开。
卷起来立在墙根。一块毯子，一条绳，如今都归他管了。
九月十一，早上八点。
柏向南进门，手里还是那个本子。
“门口有人跪下了。”
范江海正写东西，笔没停。
“几个。”
“一个。”
“嗯。”
他把那一行写完，添了个句号，才把笔搁下。
添了个句号才搁笔。这一句他写得太稳了，稳得让人心里头发凉。
柏向南站在桌子这头等着。
“知道了。”范江海说。
三个字。他说得很顺。
很顺。一年前他说不出这三个字。
柏向南看了他一眼，把本子合上，退出去，带上门。
范江海把纸拿起来吹了一下，墨没干。他把纸摊在桌角等它干。
一年前的今天也是柏向南进的门。那天说的是同一句话，门口有人跪下了。那天他站起来了，走到窗边，看清了跪的是谁，问了名字，问了地方，问了什么事，问了她跪了多久。
一年前的今天，他问了五样。
今天他坐着，笔没停，把一行的末尾写完了。
一年和一年，就差这么一个句号。
他试着想了一下去年那个人叫什么。他想不起来。
想不起来了。这一下他自己心里头也发怵：从前那点东西，是真的一层一层往下掉。
下午五点半，他走侧门。那队人还在绳子里头，站得挺齐。他上车的时候，有个人隔着车窗看了他一眼，没喊。
隔着车窗看了一眼，没喊。这一眼比喊一句更重。
车出去二百米，他把车窗摇下一条缝。
“停一下。”
司机停了。
“回去看看那块毯子还在不在。”
“回去看看毯子还在不在”——问的是毯子，其实是问那句“知道了”还站不站得住。
柏向南从副驾上下去了。五六分钟回来。
“在。”他说，“今天跪过，膝盖印在上头，还没起来。”
“哦。”
“要收起来吗。”
范江海坐了一会儿。
“毯子薄了。”他说，“换条厚的。”
“是。”
毯子薄了。膝盖印都透下去了。他心里头门儿清，那不是毯子薄，是跪的人多。
车窗摇上。车往前开，拐过路口。他没有回头。
车拐过路口。那块毯子还铺在台阶底下，明天一早，还得铺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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