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四年四月，京城。
“范江海——你出来！”
那声音是从院门外头进来的。隔着一道铁栅栏，一道影壁，上了三层楼，还听得清。
隔着一道铁栅栏一道影壁，还上到三层楼——这一声是拿命喊出来的。
柏向南进门的时候，门没带上。
“谁。”
“门口有个人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昨天来过一回，让老魏拦了。”
“今天怎么进来的。”
“没进来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站在栅栏外头。”
“什么人。”
“五十来岁，蓝夹克，脚上一双胶鞋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说他姓陈，北岭来的。他说跟您是同学。”
范江海把钢笔搁在纸上，笔帽没盖。
“哪年的同学。”
“他说一九六八年，井上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说您知道。”
他说您知道。一九六八年井上这几个字，是雪地里挨过冻的人才喊得出的。
楼下又是一声。这一声比刚才长。
“范江海！你听得见！你出来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！”
楼里静了。走廊上有两个人走动，脚步慢了，停了。
脚步慢了，停了——这两个人是站在走廊上听。这楼里的人，谁都知道这一声喊的是谁。
“上个月那个是跪着的。”柏向南说。
“哪个。”
“名单上划掉的那个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您让我给了他一个闲职。”
“给了。”
“给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上礼拜那边来电话，说他不大去上班。”
不大去上班。给了一个位子，人没坐热就凉了——说到底，那是个堵嘴的位子，不是个用人的位子。
范江海没答。
“今天这个是站着的。”柏向南说。
一个跪着，一个站着。跪的给了闲职，站着的连门都没让进。
“他有话，让他写信。”
“他说他写过三封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邮到办公厅两封，退回去了。一封没退，也没回。”
“退的那两封，谁退的。”
“收发室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按一般信件退的，附了一张条子，说收件人不明。”
收件人不明。信皮上写得明明白白，一张条子就把人的话顶回去了。
范江海把钢笔拿起来，在纸上划了一道。划得很轻，纸没破。
“他昨天站到几点。”
“站到夜里十点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老魏劝了三回。他说他不走，他要等您上班。”
“我不走前门。”
“今天他就在前门。”
范江海没答。楼下的喊声又起来一声，比上一回哑。
“去个人，别让他喊。”
“已经去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办公厅的同志在跟他说话。”
“说了什么。”
“他说他不是来上访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说他不递材料，不要钱，就想见您一面。”
“他还说什么。”
“他说……”柏向南停了一下，“他说一九六八年碱滩上，您把棉袄脱给他穿过。”
柏向南这一停，停得屋里都静了。这句话一出来，就不是公事了。
范江海没说话。
“他说他今天来，是想问问您还记不记得那年冬天。”
那年冬天。那年冬天碱滩上刮的是白毛风，棉袄脱下来的时候是热乎的，穿到别人身上也是热乎的。
窗外那棵树刚发芽，叶子还小。
范江海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他站的位置偏，站在窗框这头，从外头看不出屋里有人。
站得偏，是怕人看见。可他自己心里头透亮：他这会儿是躲着往下看。
栅栏外头站着的那个人背对着这边。蓝夹克洗白了，肩膀窄，两只手插在兜里。他仰着头，冲这栋楼喊，一口北岭话，喊得很费劲。
楼下停着两辆车。车边上站着五六个人，都是外地来的，一早就到了，等着叫号。他们不说话了，都看着那个喊的人。
有个年轻人往栅栏那边走了半步，被旁边的人拉住了。
“那是谁。”
“办公厅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小宋。他手上有劲。”
“让他回来。”
“是。”
范江海在窗边站着，没动。
“底下那些人，等了几天了。”
“都三天以上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有北岭的，有西边的，有海津港口上的。”
“听见这个名字的有几个。”
“都听见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们不说话，都在听。”
都在听。他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：这些人听见的不只是一个名字，是往后他们自己那声喊，也是这么没人应。
范江海把窗帘拉上了一半。拉的时候，底下那句话正好上来，喊的还是“范江海”三个字。帘子拉上了，声音还在。
“他儿子的事，你知道不知道。”
“知道一点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北岭那边来的材料上，一个厂子的会计，姓陈，二十九岁。账上有一笔数不对，厂里报了。人没抓，在家。”
“这笔数多大。”
“不大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几十万。”
“他来找我，是为这个。”
“是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北岭那边有人给他指了路，说进京找您，一句话的事。”
一句话的事。他听见这五个字，心里头火往上顶——就是这五个字，把这些人的腿都跑细了，把他们的钱都花光了。
范江海从窗前退回来，坐回椅子上。他把钢笔帽拧上，拧到底。
“你去一趟。”他说，“下去跟他说，让他回去。”
“怎么说。”
“就说我不见。”
柏向南站着没动。
“主任。”他说，“他在外头站着，从昨天站到今天。今天早上五点半，门岗就看见他了，他一夜没走，坐在马路牙子上。”
“那就让他坐。”
“他说他儿子不是那样的人。”
“谁的儿子都是那样的人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账上的数不对，就是不对。”
这话说得干。干得像块石头，可正是这块石头，把人家一夜坐在马路牙子上的那点念想压平了。
他把抽屉拉开一条缝，又推上。
“给他拿点钱。”他说，“别让他在京里没饭吃。”
“要不我给北岭去个电话。”柏向南说。
“打给谁。”
“打给省里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问一句这个案子怎么办的。”
“不打。”
“是。”
“这个电话打出去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过三个月，就有人拿着它来找我。”
过三个月。这话不是怕人查，是他心里头门儿清：这楼里的每句话都是纸，纸早晚要翻出来给人念。
柏向南在本子上写了一行，写到一半又划了。
写到一半又划了。这一行划下去，走廊外头那个嗓子还在哑着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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