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三年一月，京城。
柏向南把文件念到一半，被他截住了。
“下头那句别念。”
“这句是任免里的正文。”
“正文也别念。”
柏向南把文件合上，搁在桌角。纸是新的，边上还带着印厂的毛刺。范江海没伸手去拿。
一句“正文也别念”，把自己一只耳朵先堵上了。
那句他不用听。兼管政法工作，六个字，三天前他就知道了。
隔了二十分钟，城西那边送来一只牛皮纸袋。
“巡视组转过来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说是情况说明，让咱们自己看一眼。”
“谁的。”
“覃有田。”
范江海把烟盒拿过来，抽出一根，搁在烟灰缸沿上。他没点。
覃有田跟他十一年。九〇年那一冬，他被堵在一间小屋里问了四天。第三天，有人从门缝里递进来一份材料，签字的是覃有田。那份材料让他当天下午就出了那间屋。
那一回是一张纸把他捞出来的。如今这张纸，轮到他自己往回收。
“上头的字谁写的。”
“没落名字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事情是九八年那两笔。”
“多少。”
“没写数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写的是‘一笔’和‘另一笔’。”
“他本人呢。”
“今天没上班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昨天也没去。”
两天没露面。他不用猜，人在家里坐着呢。
范江海看着那只纸袋。袋口没封，敞着，里头的东西露出一个角。他没把它拿起来。
政法那栋楼在城东，六层，墙是灰的。他头一回进去，是一月九号下午三点。
会议室里坐了十四个人。他认识九个，剩下五个没见过。桌上有签到簿，有搪瓷缸子，缸子里的水都满着。
认得的九个不抬头，没见过的五个不眨眼。
没人汇报。他也没让人汇报。
“我说三句。”
十四个人都抬起头。
“第一句，以后这边的事，我看。”
“第二句，这个月不查案子，查两样。干部的饭，家属的房。”
“第三句，散会。”
没有人动。坐在最远那头一个老资格的，姓茅，把手里的笔帽拧上又拧开，拧了三回。
笔帽拧三回，不是手闲，是心里头有气没处放。
“主任。”茅振声说，“案子这一块，有期限。”
“期限是你们的。”
“那两样查出来，怎么办。”
“报给我。”
“案子呢。”
“案子也报给我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谁说不用报，让他来找我说。”
茅振声低下头，在本子上写了一行。写完，笔尖在那一行的末尾停了一下。
散会以后，会议室里只剩他和柏向南。签到簿还搁在他手边。
他一页一页往前翻。前面十几页的名字都签得很大，一笔到底。翻到最后一页，倒数第三个名字，笔画特别小，收尾的地方抖了一下。
字签得小，是怕人认出来；末一抖，是心里头先抖了。
覃有田今天没来。
他把本子合上，放回原处。合的时候他听见纸页响了一声。
当天夜里九点，覃有田自己来了。
他站在门口，没往里迈。
“坐。”
“我站着。”
“那就站着说。”
“那份东西您看了。”
“看了。”
“九八年两笔，有一笔不是我签的。”覃有田说，“第二笔。”
“我知道不是你签的。”
“那您写一句话。”覃有田说，“一句话，我就有活路。”
“我不能写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写了我这儿就有字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字留在我这儿，就得往上走。”
“往上走一步，就到您这儿了。”
“到不了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这儿没有地方了。”
说白了，字一旦落在纸上，就得上交给一个说得清的人。他这儿早就说不清了。
覃有田两只手垂在身子两边。他站的是门口那块地毯的边，鞋跟压着毯子，压出一道白印。
“主任，九〇年那回，我签过一份东西。”
“我记得。”
“我今天不提那个。”覃有田说，“我来是问一句话。”
提一句又放回去，这一点情分，他留着自己使。
“问。”
“是我一个，还是几个。”
这一句问的不是个数，是命。
范江海把烟灰缸沿上那根烟拿起来，塞回烟盒。烟盒盖按了两下才按平。
“你一个。”
两个字，把一个人从一摞名字里摘了出来，也把两个人中间那点交情摘干净了。
覃有田点了一下头。他没再说别的，也没动。过了有一分钟，他弯腰把地毯那个翘起来的角掖平了，才转身。
临走还掖了个地毯角。这双手跟了他十一年，今天连一句软话都没要。
临出门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相片，放在门口的窗台上，正面朝上。
相片上两个人，站在一片冻硬的地上，后头是一排铁架子。两个人都年轻，都穿棉袄，一个人把手插在袖子里。
“那年照相的师傅说，笑一下。”覃有田说，“咱俩谁也没笑。”
他走了。门没关，楼道里的风进来，把相片吹得翻了过去。范江海走过去拿起来。背面有一行铅笔字，颜色很淡，不是今天写的。
八三年，井上。
八三年，井上。六个字淡得快没了，压了二十年。他把相片翻过来正着，搁在桌上，没搁进抽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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