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二年七月，京城。
严铁鹰进门没坐，先说了一句。
“我那条线上跑了一个。”
范江海把手里的铅笔搁下。
“哪个。”
“跟了我九年的那个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上礼拜被叫去问了两回。第二回问完，人家给他一张纸，让他把说过的话写下来。他写了。”
“写的什么。”
“九四年那趟车。”严铁鹰说，“还有前年三月那两张单子。”
“他人呢。”
“昨天下午走的，行李都带走了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九年的东西，一个纸箱装完。”
九年，一个纸箱装完。人走的时候，轻得像从来没在这院里待过。
范江海把烟盒推过去。
严铁鹰没拿。
“要不要我去找他一趟。”
“不许。”
“我不动他。”严铁鹰说，“就问一句话。”
“一句话也不用问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现在是那边的人了。”
严铁鹰站着看了他两秒。
“主任，这半年您什么都自己办。”他说，“以前不这样。”
“这件事不能让你办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你办得成。”
这四个字说出口，等于把他最顺手的一把刀收回鞘里。刀还好使，可不敢再往外抽了。
屋里静下来。窗外的雨刚停，楼底下那片水泥地反着光。有人在倒车，倒了三回。
“他走的时候，把屋里那个柜子擦了。”严铁鹰说，“钥匙搁在桌上。”
范江海没说话。他这条线上这些年进来过十一个人，走掉的这是第三个。前两个，一个病了，一个调走了。
“你回去，把十一个人重新过一遍。”他说，“谁家里上个月办过事，谁的孩子今年要上学，谁跟谁在一块儿喝过酒。过完了跟我说。”
“记在纸上。”
“不记在纸上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你记在脑子里。”
纸上有字，就成了东西；记在脑子里，人家翻遍抽屉也翻不着。
严铁鹰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，没点，掰成两截，搁回烟灰缸沿上。
“我那条线，我以后不走了。”他说。
一句话，两个人中间那道门槛，就这么抬起来了。
他出去，门没带严，留了一道缝。楼道里的风从那道缝进来，把桌上那页纸吹起一角。范江海伸手压住，压了很久。
第二天上午，他把柏向南叫上来。
“那栋招待所，四楼住了几个。”
“组里占六间房，人十二个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一楼服务台两个，食堂打饭的一个，车队三台车三个司机。”
“一个一个，都是谁的人。”
“都是机关的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档案在机关，往前查三代都查得出来。”
“哪个最不显眼。”
柏向南想了一下。
“四楼服务台那个女的，姓尹。”他说，“她一天站八个钟头，谁上楼她都看得见。问话的人不会问她。”
“就她。”
“主任，这种人办不了事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她连一张纸都摸不着。”
“我不要纸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要他们几点上楼，几点下楼，谁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好看。”
“那也得有人把话递出来。”
“她有弟弟。”范江海说，“这事你给我弄清楚。”
柏向南翻开本子，写了一行。写完他抬头看了一眼，又低下头去。那一行底下，还留着一指宽的空白。
她叫尹秋红，三十四岁。男人在一个厂里上班，上半年厂里停了一半机器。她有个弟弟，当兵回来两年，安置的事一直挂在县里。
范江海没自己出面。他给一个老部下打了个电话，说了一件事，说完就挂了。
十一天以后，她弟弟进了京里一个单位的车队。
见她是在招待所一楼那间小会客室。下午三点，五分钟。
“你弟弟上班了。”
“上了。”
“谁办的，你知道不知道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现在你知道了。”
她没说话。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指甲剪得很短。
“我不让你干别的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们住四楼。谁上楼，几点，待多久，出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什么。你站在那儿，本来就看得见。”
“这个我不用学。”
“对，你不用学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你也别记在纸上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纸上有字，就是东西。”
她点了一下头。
临出门，范江海说了一句。
“你男人的病，看好了没有。”
这一句问得客气，落在人身上，是一根绳子。
她回过身来，手扶着门框。
“看不好。”她说。
“哪个医院。”
“城西那个。”她说，“排队的人多，排到腊月里也排不上。”
“我知道了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你回去上班吧。”
她走到门口，又停住。
“主任。”
“说。”
“我不问您别的事。”她说，“我弟弟那个班，是我弟弟自己去上的。他要是干得不好，您让人开他。”
“他干得好。”
“他干得好，是我教得好。”她说，“跟这儿没关系。”
她这一句话，把到嘴的恩情又推回去一半。她要的不是靠山，是一个干净。
范江海看了她一眼。
那天他从小会客室出来，在楼道里站了半分钟。楼道尽头是窗户，下午的太阳斜着照进来，把地上的水磨石照出一片白。他想起她进门的时候，先在门口把鞋底在垫子上蹭了两下。
一个进门先蹭鞋底的人，敬的不是他这个主任，是自己心里那点规矩。
下午柏向南上来说，车队那个名额，本来是定了别人的。
“谁。”
“一个老同志的儿子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转业回京，名字都报上去了，上礼拜划掉的。”
“他现在在哪儿。”
“回县里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走的前一天，他在咱楼下站了一会儿。”
“站着干什么。”
“没干什么。”柏向南说，“门口的保安问他找谁，他说找错了。”
范江海把缸子里的水喝了一口。水是凉的。
那年在县里挨冻，这个老同志把自个儿的棉鞋脱下来给过他。那双鞋他穿了三个冬天。
一双棉鞋穿三个冬天，暖的是脚，记的是人。如今他把人家的儿子从名单上划掉了。
“他儿子的事，我以后再想办法。”
“我记上。”柏向南说。
他在本子上写了一行，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才好。
这一行他记上了。他心里的账上，又多了一笔还不上的人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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