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二年五月，京城。
郑长明从城西回来，一句话没说。
他在这栋楼里管了十二年安排的事。谁的车，谁的屋，谁的桌子摆在谁左边。前年三月那两张单子上的字，都是他签的。
那两天他被叫去城西两趟。头一趟一个上午，第二趟一整天。回来的时候他不进办公室，坐在楼道口那张椅子上，背靠着墙，两只手平放在膝盖上。
两只手平搁在膝盖上，跟上了绑一样。管了十二年座位的人，如今自己坐哪儿，由别人说了算。
范江海叫人把他叫进来。
“问的什么。”
“问单子。”郑长明说，“前年三月，两张。”
“你怎么说的。”
“我说字是我签的。”
范江海看着他。
“单子是我让你签的。”
郑长明抬起眼睛。他眼睛里没有别的，就是累。
“这句话我没说。”他说，“主任，这句话我不能说。”
一句话，把上头的人护住了，把自己的前程填进去了。
范江海从桌上拿起烟，抽出一根，没点，搁在烟灰缸沿上。
“你歇几天。”
“我歇不了。”郑长明说，“他们说了，随时再叫。”
他往门口走了两步，又回身。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串钥匙，放在桌子角上。
“这是我那屋的钥匙，还有六楼小库房那把。”
“搁着。”
“搁着不成。”郑长明说，“搁着什么都能开。”
他出去了。门带上，楼道里静了一会儿，然后是他的脚步，不快，一步是一步。
第三天上午，郑长明的桌子空了。三个抽屉拉出来敞着，里头一张纸都没剩。他交回去的东西搁在值班室，其中有一本牛皮纸封面的册子，记着他这十二年安排过的屋子、车和座次。
范江海让柏向南去拿。
册子拿回来，他一页一页翻。前头的字又小又齐，一天一行，记着谁的屋里摆了几把椅子。翻到最后一页，上头的字迹不是郑长明的，铅笔写的，只有一行：
“三月初九，六楼，四个人。”
那四个人里，有一个是他妹妹。
下午郑长明的老婆来了。她没上楼，站在传达室门口，问值班的人，郑长明那屋里有没有落下一个蓝布包。值班的人说屋里空了，抽屉都敞着，一样东西没剩。
她站着没走，两只手抓着铁门的栏杆。
一双手抓着铁门栏杆，跟抓着一个人的胳膊一样。她还不知道，那个包他压根没能带回来。
“他早上出门带的是那个包。”她说，“包里有他的药。”
值班的人上来问要不要见。范江海站在窗口往下看了一眼。那女人穿着灰褂子，头发用一根黑皮筋扎着，脚底下放着一个塑料袋，袋里装着两盒饭。
“给她五十块。”他说，“别说是我给的。”
“再送一趟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上回那张还在他桌角。”柏向南说。
“这张不一样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上回请他一个，这回请两个。”
帖子写了两张，写的是组里两个副手的姓。柏向南还是去城西那栋旧楼，还是那间传达室。
第二天上午十点，传达室的老头把信封送到楼底下。原封，没拆。信封口朝下，搁在窗台上。
“人呢。”
“没见着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老头说是从窗口推出来的。里头有人把信封往外一推，一个字没说。”
“拿手推的。”
“拿手背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老头说，是拿手背往外推的。”
范江海走到窗前。楼下那个车棚还在，棚里那盏灯还亮着，最里头那辆车后座上搁着的东西还在，鼓着，一动没动。
“信封背面那行日子。”
“在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上边多了一道。”
“什么一道。”
“铅笔画的一道，从日子中间划过去。”
范江海把烟灰缸沿上那根没点的烟拿起来，塞回烟盒。烟盒盖按了两下才按平。
隔了四天，组里那两个副手中的一个上楼来查一份材料。
他由柏向南领着，一层一层上到六楼。范江海在屋里听见脚步声，把门开了一半。
“进屋坐。”
“不坐了。”那人说。他手里夹着一只牛皮纸袋，胳膊贴得很紧。
“喝口水。”
“不喝。”那人说，“主任，东西我拿走，就走。”
他站在门口，脚没有往里迈。柏向南去倒水，杯子端出来，那人两只手都占着，没接。杯子就放在门口的窗台上，一直到晚上还在那儿，水面上落了灰。
那人下楼以后，范江海把门关上。他站在门口那块地毯上，看了一会儿，地毯边上有一道浅印，是刚才那人的鞋印，很干净，没有泥。
弟弟的电话是天黑以后打来的。
“哥，我这边挺好。”
“说事。”
“也没什么事。”江涛说，“就是我前一阵在城里一个楼上吃过一回饭，六楼，屋里四个人。有个人我后来才听说，是那边的人。”
“你怎么听说的。”
“别人说的。”江涛说，“哥，那顿饭我什么也没说，我连酒都没喝多。”
“册子上有你。”
电话那头停了一下。
“什么册子。”
“一本旧册子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上头像记账一样，写着一行字。”
“哥，那是别人写的。”江涛说，“哥，你不能信外人的字。”
“你回来一趟。”
“我这几天走不开。”江涛说，“哥，我这边有个项目，就差一笔钱。回头我跟你细说。”
范江海把听筒搁下，坐着没动。他想起那年冬天，这个弟弟在县城的雪地里站了一夜，为的是给他送一袋粉条。那袋粉条他吃了两个月。
“他要是回来，”他跟柏向南说，“直接领到我这儿来。”
柏向南在本子上写了一行。写完他抬头看了一眼，又低下头去。他写完的那行底下，留着一指宽的空白。
六月，他托了邵老。
邵老七十出头，两边都熟，退休以后住在城东一个院子里。范江海亲自登的门，坐了一刻钟，走的时候把话留下了。
“您请他，他来不来是他的事。”
“你要的不是他来。”邵老说，“你要的是他说一句话。”
日子定在六月十八，城西一个院子三楼，八个人的位子，只请一个客。帖子上没有范江海的名字。
回话当天下午就到了。组里来了个年轻人，站在传达室窗口外头，说了一句就走。传达室老头没记住他的脸，只记住了话。
“谢谢邵老。我这儿有饭。”
一句话，八个位子的席面，连盘子带碗，都让这一句推回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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