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江海没说话。他把桌上那页批件拿起来，对着窗户看了一眼。纸薄，光透过来，第一行那三个字比别的字黑。
那三个字是后添上去的，压在纸上，跟压在人身上一样。
四楼东头那间屋从前是老屈的。老屈在里头坐了十二年，走的时候把相片从玻璃板底下抠走，玻璃上留下一块干净的方形。这栋楼里的桌子他排了一年，头一回有一张桌子是他没排过的。
头一回，有人坐上了他没安排过的桌子。
下午五点，江涛来了。围巾没解，进门在屋里走了一圈。
“哥，姓郝的跟了我五年。”
“钱是他经手的。”
“钱是我给的。”江涛说，“他替我拿着，是他替我拿着。要清，我自己清。”
“你清了三个月。”
“我正清着。”
“你清的时候，他一张一张往外数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数到哪一天，你自己心里没底。”
江涛把围巾扯下来，攥在手里。
“他是您的人，我不是。”他说，“可他动我的人，得跟您说一声。”
“说了。”
“他跟您说了。”
“他跟我说，纸上有他。”
江涛站在那儿，脸上的笑没了。
“哥，我那边七八十号人，往后谁还听我的。”
“你自己挑个人顶上去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把名字写给我。哪年来的，管哪一摊，写清楚。”
“姓郝的呢。”
“走了就是走了。”
五个字说得轻。说白了，这是一句狠话：人从我这儿走了，你别再想捞回来。
江涛把围巾搭在胳膊上，走的时候门带得很轻，没带上。
晚上回家，饭在桌上。王秀芹在灯下算账，本子摊开，铅笔搁在本子中间，笔头朝外。
“回来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那个姓严的，上个月来过家里一趟。”
“他来干什么。”
“送了半袋子冻梨，搁在门口就走了，没进来。”她说，“我在本子上记了一笔。”
“记的什么。”
“记了个日子，没记名。”王秀芹说，“名我记不上，他一年拿多少我不知道。他从我手里没拿过一分钱。”
她记了一辈子账，头一回只记日子，不记人。
她把铅笔拿起来，在本子那一行底下画了一道。
“这种账最难记。”她说，“难记的，就是最贵的。”
“他搁门口那半袋子梨呢。”
“在阳台上冻着。”她说，“我没动。哪天他来，我还他。”
“他不来呢。”
“不来就搁着。”王秀芹说，“东西搁着，这笔账就还是活的。”
一袋冻梨搁在阳台上，账就活着。人一天不来，这袋梨就得替她记一天。
范江海坐下吃饭。饭是热的，他吃到一半，抬头看了看门后头挂着的那件旧棉袄。棉袄是北岭带来的，袖口补过两回，早就不穿了，一直挂着。
“那件还留着。”
“留着。”她说，“扔了，就不知道那几年是怎么过来的了。”
一件穿不了的棉袄挂了这么些年，是怕人忘了自己是从哪条路上走出来的。
她把本子合上，又打开，翻到最后一页。
“你这个月，跟他坐过一桌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就对。”她说，“上桌的人好算，不上桌的人，算不出来。”
十一点，屋里只剩他一个。
他把第二个抽屉拉开，把那三页纸拿出来。纸边毛了，角上卷着。第十六行那个名字上并排着两道铅笔印，一道深，一道浅。深的那道是他自己的，浅的那道笔尖粗，不是他的笔。
一道深，一道浅。深的是他自家的，浅的是别人替他把这行押死了。
他把纸摊在台灯底下。
门口有脚步。来人没敲门，门开了一道缝，人就站在缝里头。是严铁鹰。
“东西落了。”
“什么。”
严铁鹰走到桌前，把桌角那个巴掌大的本子拿起来，塞进兜里。本子用皮筋捆着，皮筋松了，从里头滑出一张纸，对折了四折，落在地上。
他把纸拾起来，捏在手里。
“这个也是我的。”
“打开看看。”
“不必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上头是空的。”
他不用看。纸上有没有字，他心里头比谁都清楚。
他把纸塞回兜里，退了两步，转身出去。门还是没关严，留着一道缝。
范江海等脚步声下了半层楼，才把台灯往桌前挪了挪。
桌上什么也没留下。只有一小块灰，是那个本子压出来的印子，方方的，比手掌小。
他把三页纸收回抽屉，往里推。抽屉上没有锁。锁是三年前他自己让人拆的，那时候他嫌钥匙多。
抽屉推到底，没有响。
楼道里的脚步一层一层往下，没停。
桌上那点灰还在，方方的，比手掌小。他心里头门儿清：这院子往后的事，怕是轮不到他一个人做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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