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二年一月，京城。
三页纸，十七笔，十六个名字，一个空着。
那一个是空的，可比十六个名字都重。
柏向南是三点来的。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，等屋里的灯亮了，才抬手敲门。纸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，一边毛着，角上卷了。
“列出来了。”
范江海把台灯往桌前挪了挪。台灯是旧的，罩子歪着，光压在纸上，纸边的毛茬立起来。三页纸铺开，铅笔写的，一笔一行，行末都跟着一个人的名字。
六年，十七笔。
“头一笔是一九九五年八月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末一笔是上个月。”
“经手的人，都在这上头了。”
“十六笔有名字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有一笔空着。”
“哪一笔。”
“头一笔。”他说，“那笔是现钱，人走以前在家里给的。谁给的，小子没说，家里也没人看见。”
范江海一行一行往下看。名字大多是熟的。他弟弟公司里管钱的，他妹妹公司里开车的，还有一个，是他自己车队里的。
他拿铅笔在名字上画圈。画到最后一行的时候，铅笔尖断了。
断口是个白茬。他把断铅笔搁在纸上，没再削。
铅笔断在名字上。他画了一辈子圈，这一回画不下去。
“这三页，谁看过。”
“就我一个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小杜昨天下午抄的，昨晚送到我这儿。原底子她烧了。”
“以后不用烧。”范江海说，“锁起来。”
一张纸烧成灰，数烧不掉。数在纸上是一张纸，在人心里就是一根钉子。
上午十点，江涛来了。
他进门先笑，走到桌前看见那三页纸，笑就停在脸上。他把纸拿起来，看了一行，又放下，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。
“这是小杜的字。”
“她办事，你知道不知道。”
“知道个大概。”
“大概。”
“哥，钱不是我给的。”江涛说，“是小子打电话要的。他要交学费，要租房，要买车。”
“他给你打过几回电话。”
“记不清，十来回。”
“他张口你就给。”
“他叫我二叔。”江涛说，“他叫一声二叔，我能不给。”
“你给了几笔。”
“三笔。”江涛说，“都在这上头顶着名字，我赖不掉。”
范江海把最后一页翻过来。
“最后一笔，谁给的。”
“那笔不是从我这儿出的。”
“从哪儿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江涛说，“小子说，那天是同学家里的车来接的他。钱是上了车以后，人家在车里递的。”
“哪个同学。”
“他没说。”江涛说，“我问过。他说我不懂那边的事。”
一句“你不懂那边的事”，把二叔挡在了车门外头。这一家子人，谁都以为自己在给小子办事，其实都被人拿着当了一回手。
江涛把手在膝盖上搓了两下。屋里暖气烧得足，他额头上还是有汗。
暖气是热的，他这汗是凉的。
“哥，小杜跟了我七年。”他说，“她嘴严。”
“嘴严，才好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她数得清你哪一笔是哪一笔。”
江涛不说话了。
“你自己的人，你自己清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清干净了，谁来接她的位子，写个名字报给我。”
小杜是第二天走的。走那天来了楼下一趟，没上去，把一个纸盒子交给传达室。盒子里是七串钥匙，用皮筋捆着。
七年，七串钥匙。交出来的时候，一句话没留。
下午，范江海去了一趟车队。
车队在院后头，一排平房，门口停着四辆车，都擦得干净。柴师傅蹲在地上换一块垫子，听见脚步，站起来，两只手贴在裤缝上。
“主任。”
“你替我送过两回东西。”
“送过。”
“送到哪儿。”
“机场。”柴师傅说，“交给一个后生。后生拿了就走，不认得我，也没说话。”
“谁让你送的。”
“柏秘书给的字条。”
“字条呢。”
“烧了。”柴师傅说，“柏秘书交代，送完就烧。”
范江海看着他。柴师傅五十六了，从北岭跟出来的，手上的冻疮一到冬天就裂，裂开的口子一道一道。
那口子一道一道，跟车辙似的。这样的手跟了他半辈子，一句苦没说过。
“你儿子多大了。”
“二十六。”
“在哪儿。”
“在西边那个电厂。”柴师傅说，“等一个名额，等了两年。”
“你先回去歇着。”
“主任。”柴师傅说，“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就是开车的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柴师傅站了一会儿，把手在裤子上擦干，转身回平房去了。走到门口他又停下，回头说了一句。
“主任，那两回，我没打开看过。”
“嗯。”
那个名额后来没给他儿子，给了另一个人。柴师傅没来找过，他回了北岭，走以前把车擦了一遍，钥匙交在传达室。
他心里头门儿清：开车的，轮不到自己挑路。可他不知道，那一把钥匙交出去，交的是他自己这辈子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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