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一年十二月，京城。
车在院门口被拦下了。
一辆黑色的长车，停在岗亭前，车头抵着杆。哨兵弯下腰，敲了敲窗，让里头的人下来登记。车窗降下来一半。
“范主任。”
“登个记。”
“我爸。”
哨兵直起身，往车里看了一眼。后座空着，副座上搁着一个纸袋。他把杆抬了起来。
柏向南是中午才知道的。他下楼的时候，那辆车停在办公楼前的空地上，斜着，占了一个半车位。
“登记本上写的是什么。”
“没写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报了您的名，竿就抬了。”
“岗上是谁。”
“新来的，上个月才补进来。”
范江海站在窗前看那辆车。车身擦得亮，照得见楼影。他看了有一分钟。
“把岗上那个名字记下来。”
下午三点，儿子上楼了。
楼道里有人跟他打招呼，他一路点头，谁也没认出来。推门进来的时候，先低头看自己的鞋，再抬头。
“爸。”
他比去年高了一点，头发留长了，盖住耳朵。衬衫是白的，袖口卷到小臂，手腕上有一块表，表带宽，压着腕骨。
屋里坐着三个人，都站起来了。他挨个看了一眼，手没伸，径直走到桌前，往沙发上一坐，把腿架起来。
“今天有会？”
“有。”
“那我等着。”
“你先说事。”
“没事。”他说，“回来看看。”
范江海把桌上的文件合上。那三个人看眼色，一个一个出去。柏向南最后走，把门带上，站在门外。
“车谁的。”
“朋友的。”
“哪个朋友。”
“做生意的。”儿子说，“人家知道我回来，非要借我开几天。”
“还回去。”
“爸，就开两天。”
“今天。”
儿子笑了一下，把腿放下来。
“行。”他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，“晚上家里吃饭。二叔、三姑都来。我妈让我跟你说一声。”
“你妈什么时候跟你说的。”
“刚才。”儿子说，“电话里。”
门关上以后，范江海坐到椅子上。柏向南进来收拾桌上的杯子，看见他手里那支笔滚到桌边，停在本子边上。
“主任，用不用我打电话，把车先送回去。”
“不用。”
“那车停在楼前头，来的人都看得见。”
“看得见就看得见。”
柏向南在本子上写了一行，写完把本子合上，退出去。
下午五点，一个姓李的老同志来找他签字，管器材的，今年五十八。他在门外站着等，手里捏着一沓单子。儿子从屋里出来，往楼道那头走。老同志让到墙边，把身子贴住墙。儿子过去的时候点了下头，没认人。
老同志进屋，把单子放在桌上。范江海一张一张看，看见他手背上有一块青。
“手怎么了。”
“开门夹的。”
签完，老同志拿着单子往外走，到门口又回头，看了一眼沙发上那个陷下去的印子，什么也没说。
那顿饭摆在老房子里。
一张圆桌，坐了九个人。菜上得快，先上四个凉的，再上热的，一道一道往上摞。儿子坐在范江海右手边，一晚上都在说话。说那边的房子，说那边的路，说学校里有人开着车上学。
江涛接得最勤，一口一个小子有出息了，一边说一边给他夹菜。范江梅坐在对面，低头喝汤，汤勺搁在碗里，没再动。
“二叔，”儿子忽然说，“北边那个电厂，我听人说过。”
江涛的筷子停在半空。
“哪个电厂。”
“手续不全，卡住了。”
“谁跟你说的。”
“那边有人知道。”儿子说，“他们都知道我姓什么。”
桌上静了一下。
江涛笑了。
“小子，你这一趟回来，学会拿人了。”
“我拿谁。”儿子说，“我就是听了一句，跟你说一声。”
“你这一句，是替我着急，还是替你自己铺路。”
“二叔，我不铺路。”儿子说，“我在那边，一提我爸，什么都好办。”
一桌人都不说话了。有人把杯子端起来又放下。范江海一直在吃。那道清蒸的鱼上来，摆在当中，鱼眼朝着他。
“爸，”儿子说，“那边有个公司，想让我挂个名。”
“什么名。”
“顾问。”他说，“不用干活，一年给的钱比我打半年工多。”
“人家图你什么。”
“图我爸。”
桌上有人笑了一声，笑完觉得不对，收住了。
“你回话没有。”
“还没。”儿子说，“我等你一句话。”
“我这句话没有。”
“爸——”
“吃饭。”范江海说。
他夹了一筷子，搁在碗边，没吃。
儿子又拿出东西来分。给二叔一个皮夹子，给三姑一条围巾，给他母亲一个盒子。盒子是方的，外头包着纸。王秀芹从厨房出来端汤，把盒子接过来，放在灶台上，没打开，转身又进去了。
散席的时候，范江梅站在门口没走。
“哥。”
“嗯。”
“他今天那句话，是当着我们说的。”
“哪句。”
“一提我爸，什么都好办。”她说，“这句他敢当着一桌人说，就敢当着外头的人说。”
范江海没接。他把她那条围巾递给她，她接了，下楼去了。
十点半，人走完了。
王秀芹把碗收完，坐到桌边摊开本子。她这一页很短：买菜、酒、鱼。她在最后添了一行。
“他这一趟回来，带了多少钱。”
“没问。”
“我问了。”王秀芹说，“他说是他自己挣的。”
“哪来的。”
“他不说。他说我不懂那边的事。”
“他箱子你翻过没有。”
“我不翻。”王秀芹说，“他箱子是他箱子。”
她停了一下。
“我翻了。”她说，“三件毛衣，一个照相机，两瓶酒。酒是给你弟弟的。底下压着一张纸，一个月一寄，是那边的账单。”
“多少钱。”
“我不认得那边的数。”她说，“我照着上头的数，用铅笔在边上描了一遍。描完我把本子合上了，坐到天亮。”
她不认得那边的数，笔尖一下也没抖。认不认得是本事，记不记，是她的规矩。
范江海过去看那页纸。她把她记得住的都写了。一九九五年八月，走的那一趟，机票、学费、换的外汇；往后每一年，每一笔。最后那一行的字比前头的都小。
“这一行写的什么。”
“我自己看的。”王秀芹说，“他走的那年，我给他做了一双布鞋，纳了三层底。他说那边不穿这个，留在箱子底下了。后来是我收起来的。”
那双鞋收了六年，三层底，一针没开线。儿子走远了，鞋还在原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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