严铁鹰把兜里那串钥匙掏出来，搁在桌角，挨着那个缺珠子的算盘。
“何会计这三十年，就这么着了。”
“他还有药钱。”
“他老伴上月住过院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他不知道我垫的。”
“他要是知道了呢。”
“他不会知道。”严铁鹰说，“他连自己的数都算不清了。前天一张药单子在他手里拿倒了，他看了半个钟头。”
一张单子拿倒了看半个钟头，不是眼花，是心里空了。一个算了三十年账的人，连一张药单子都摆不正了。
“从哪儿垫的。”
“从那张纸上的数里。”严铁鹰说。
说白了，他是从一笔谁都不认的糊涂钱里，抠出一点，给一个老实人买药。糊涂钱换来的药也治病，就是没人敢往账上写。
范江海没说话。他把算盘端起来，掂了一下，一头沉，一头轻。他又搁回原处，摆得跟先前一样正。
“记我账上。”
“不记。”严铁鹰说，“记了就成了一笔有主的钱。”
记上账，这钱就有了主；有了主，就得有人替它担。不记，糊涂到底，谁也拿它问不出一句整话。
他走到门口，停了一下。
“主任，这笔糊涂账，往后要是有人来要，从谁身上出。”
范江海没答。
他不是不知道。他心里头门儿清：这笔账往后不管从谁身上出，落款的那个名字，都是他。
王秀芹是那天下午翻到第三个箱子的。箱子里那个信封还在，装着两千八，搁了两年，谁也没动。
她把信封拆开，数了一遍。还是两千八。
她拿出一个新本子。本子是她自己买的，皮子是蓝的，比旧的那本厚一点。她在第一页上写：收，江涛，两千八。写完坐着看了一会儿，又把那个“收”字描了一遍。
描那个“收”字，跟给自己按了个手印一样。钱不是她的，可数得进她的本子。
描完，她去了楼下一趟，问柏向南一句话。
“何会计叫什么名字。”
柏向南站着没动。
“嫂子，您问这个干什么。”
“我记账。”她说，“他在这家里做了三十年。他走的时候，谁记了他的名。”
“嫂子，这名字您不用记。”
“你说不说。”
柏向南说了。说得很慢，六个字。她拿铅笔写在纸角上，写完在后头添了三个字：三十年。
三十年，六个字，一个名字。她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：一个人给这个家干了半辈子，走的时候，这名字还得她从别人嘴里一个一个抠出来。
“嫂子，”柏向南说，“何会计的钥匙交上去了。交上去，就完了。”
“完了才怪。”她说。
晚上范江海回家，她坐在桌子左边，笔头朝外。
“我要一个柜子。”
“家里有两个。”
“那两个不是我的。”她说，“第一个柜子的钥匙你一把我一把，你那一把挂在书房钉子上，谁来都能拿。第二个柜子里放的是什么，我不知道，钥匙也不在我手里。”
“你要柜子干什么。”
“放我自己算得出来的东西。”
她要的不是柜子，是一个别人拿不走的地方。
范江海看了她一眼。他把大衣挂到门后，走到桌边，拿起那张纸角。上头是一个名字，后头跟着三个字，三十年。
“写这个干什么。”
“记着。”
“记完就完了。”
“你上回也这么说。”她说。
他没再问。第二天中午，柏向南叫了两个人，从楼下抬上来一个柜子。柜子是铁的，灰漆，四角包着纸板，上头蒙着一层塑料布。楼梯窄，拐弯的地方磕了一下，墙皮掉下来一块，落在柜顶上，没人扫。
她拿抹布把柜子擦了一遍。塑料布她揭开半边，没揭完，留着。纸板抽出来，立到柜子后头的墙边。
柜子空着，底板上一层灰。她伸手抹了一下，指头黑了一道。她换了一块湿布，又擦一遍，擦到底板照得出影子，才把抹布搭在柜角上，走了。
一个空柜子，她擦了三遍。人到这个岁数，手里能攥住的东西不多了，攥住一样，就想攥得干净些。
天黑以后，她把三个柜子挨个看了一眼。
头一个柜子的钥匙挂在书房那排钉子上，第二个柜子的钥匙和别的钥匙拴在一串里，挂在大衣架后头，一串里少说二十把。第三个柜子只有一把钥匙。
一个家里三个柜子。头两个谁都开得，第三个只有她能开。前两个装的是东西，东西能分；第三个装的是数，数一分，家就散了。
她把新本子放进第三个柜子。本子底下压着旧账本。旧账本的皮子发黄了，边上起了毛，第一页第一行是铅笔字：收，唐铁山五元。字是她自己的，写得秀气。
她把柜门合上，把手往下压。锁舌响了一声。漆味还没散。
钥匙上穿了一段红绳，是拆旧被面拆下来的。她把红绳打了个死结，挂到脖子上，塞进棉袄里头。铁凉了一下，贴住肉，就不凉了。
上锁以前，她从新本子上撕下了一页。就是写着何会计名字和“三十年”的那一页。她把它折成四折，压进鞋垫底下。
柜子锁得住东西，锁不住人。这一页她不搁柜子里，搁脚底下——踩着自己的路走，心里头才踏实。
这一页上的字，家里没一个人看过。
她心里头透亮：这个家但凡还有一个人肯把数说明白，她也不至于把一张纸压在鞋垫底下，天天拿脚底板给这张纸打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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