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司在一栋旧楼的三层。楼道窄，墙上白灰掉了一片。夜里十点半，屋里还亮着一盏灯。
女会计没走。桌上摊着账，手里捏着铅笔，笔杆上缠着胶布。
“梅姐。”
“什么。”
“这个月的工钱。”
“哪天。”
“四号。”女会计说，“账上到四号才有钱进来。要是晚两天，就晚十天。”
“先从这条线里抽。”范江梅说，“抽出来先发工钱。”
女会计把铅笔搁下了。
“这条线是给北边那个厂的钱。”她说，“抽出来，那边就要问。”
“问就问。”
“梅姐，你等了三年。”女会计说，“你等名字上去了再发，一分不少，还能多发。”
“我三年不添一件衣裳，不是为了让我的工人等着。”
三年不添一件衣裳，为的就是让这二十三个人不白等。话不重，落在账本上比一笔数还沉。
女会计从抽屉里拿出一沓信封，往桌上一放。每个信封上都写着名字，一笔一笔写的。
范江梅拿过来数。数到第二十三封的时候，她停了。
“这个写错了。”
“哪个。”
“这个。”她把信封翻过去，“姓石。你写的是史。”
“单子上就这么写的。”
“单子错了。”范江梅说，“这孩子他爹姓石。他爹今年上过你们那栋楼，跪了一上午，没人管。人是我去扶起来的。”
女会计把信封接过去，用橡皮蹭，蹭出一堆小黑屑。
“三天。”她说，“三天我把工钱发到人手上。”
“不用送，他们自己来拿。”
同一栋楼的另一头，还有一间屋子亮着。
范江涛在打电话。这一个打得很长，中间抽了两根烟，烟头在烟灰缸里戳了三下。
“赵律师，是我。”
“县里我娘那个院子，前头那条路要修，村里同意了。三间房，趁这回把手续办了。”
“钱我有。”
“名的事你别提。”他说，“一张纸也别写。”
挂了，他又拨了一个。这回是北边小电厂那条线上的一个熟人。
“老周，前头那份合同，你替我拿回来一份。我看个日期，没别的意思。”
“对，就我妹妹公司的名那份。”
“就我妹妹公司的名那份”——这一句说出来，就再收不回去了。
两通电话打完，他把那个黑包拿过来，拉开，往里掏。
包里有一样东西不该在这里。一张纸，边角裁得不齐，是从一整份东西上撕下来的底页。
上头有一行字，是女会计的字：
本月到账，北岭二十三人，工钱。
纸的最底下，一行小字，是被划掉的：
‘梅’字画了圈。
他划的。他记不清是上礼拜哪天划的。
他把纸折起来，塞进包最里头的夹层，按了两下，拉上拉链。
一张底页塞进包里最里头，这道账就不在纸上了，在他身上了。
女会计锁门的时候，那间屋子里灯还亮着。
她下楼，在二楼拐角站住。楼上那点光从门缝里漏出来，一直没灭。
她站了一会儿，走了。
三楼那盏灯亮着，二楼的人站着——谁心里头都明白，谁也没说。
三点钟那场没谈成。甲方那位戴眼镜的没来，来的是个办事的，坐了一刻钟，说名字的事得再等等。
第二天早上，范江梅把那份底页的事问了一遍。
女会计说底页丢了，找不着，抽屉翻过了。
范江梅没说话。她从笔筒里抽出那支缠胶布的铅笔，在自己本子上写了一行字，写完把铅笔倒过来，笔头朝里。
那一行写的是：他那间屋，昨夜亮到十二点。
底页丢了，账没丢。这世上还有一支铅笔，专记那些没人看见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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