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九年九月，北岭省汉江市。
“严铁鹰那个位置，卡住了。”
柏向南站在桌子对面，本子夹在胳膊底下。
“谁卡的。”
“厅里。”柏向南说，“***没画圈。”
***没画圈，这一件事就悬在半空里：上不上，下不下。
范江海把钢笔帽拧开，又拧上。
“卡了几天。”
“十一天。”柏向南说，“组织部报了两回，回了两回，都是同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。”
“再看看。”
再看看。三个字，能把人拖死。
柏向南站着没走，又说了一句。
“厅里那位***，跟严铁鹰没仇。”他说，“他就是嫌这个人不是厅里出来的。”
嫌他不是厅里出来的。说白了，这是把自己的门槛当成了规矩。
“嫌就嫌。”
“他嫌了十一天。”柏向南说，“组织部那位说，卡不在厅里，卡在这三个字上。”
三个字压了十一天。人这一辈子，有时候就叫一个不画圈压着。
范江海把台历翻过一页。九月那一页的头一行印着两个字：白露。
白露。节令一过，天就该凉了。
“谈话的通知呢。”
“在我这儿。”柏向南从本子里抽出一张纸，“明天上午九点，省里来人。”
“谁。”
“一位姓邵的老同志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带两个年轻人，一个记录。”
范江海把那张纸看了一遍，压在文件底下。
“严铁鹰的事，先放。”
“那办哪一件。”
“办我这一件。”
第二天上午九点，人到了。
姓邵的年纪不小，头发全白，穿一件灰卡其布的中山装，领钩扣着。进门先看窗户，再看书架，最后才坐下。
先看窗户，再看书架，最后才看人。这么进屋的，眼里头先掂的是这间屋子。
“范江海同志。”
“邵老。”
“我今天来是谈话，不是宣布。”他说，“三句话，你答三句。”
三句话，不宣布，不铺垫。这样的谈话，比拍桌子还压人。
“您说。”
“头一句，身体。”
“行。”
“第二句，家里。”
“老伴在，儿女都在。”
“第三句。”邵老把眼镜摘下来，搁在膝盖上，“有一份材料，到过上面。你知不知道。”
屋里静了一下。
“知道。”
“写的是什么。”
“写我在汉江过问过一件案子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沣水县，盗窃，后头添了失火。”
“你过问了没有。”
“我让人问过一句进度。”
“问进度就是过问。”
“是过问。”
认了，认得利索，一点不绕。
邵老把眼镜戴回去，镜腿在耳朵后头别了一下。
“材料后头还有一句。”他说，“说你在汉江这几年，有几家公司跟你家里人有关系。”
范江海没答。
“这一句我念完就算了。”邵老说，“我不往下问。”
念完不往下问。这一句比问到底还难受——问到底他能答；不问，这东西就搁在心里头烂。
“邵老。”
“嗯。”
“这份材料是谁转的。”
邵老看了他一会儿。
“省里一位同志。”他说，“姓江。”
姓江。这一个姓出来，屋里两个人的气都变了一变。
范江海把手指头按在桌沿上，没动。
邵老从兜里摸出一个小本，翻开看了看，又合上。本子皮上磨出了白边。
本子皮磨出了白边，这是天天揣在身上翻的。
“材料是手写的，两页，字不好看。”他说，“后头附着一句，说他要补充。补充的东西到今天没到。”
“他身体不好。”
“你认得他。”
“老熟人。”
邵老在本子上记了一笔。铅笔头很短，捏在指头中间。写完他把那页折了一下，折痕正压在字上。
折痕正压在字上。这一折，是先把这个话压住了。
“他附了一句话。”邵老说，“那句话我今天不说。”
“什么时候说。”
“该说的时候。”
邵老站起来，把椅子往回推了半尺，推到正。
“材料我带回去。答复会下来的。”
“我等。”
“范江海。”邵老在门口站住，“你是从井上来的。井底下的人能上到这个台阶，不容易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邵老说，“不知道的人，都栽在后头那半句上。”
后头那半句。这话说得不重，可说的就是他自己这些年。
门带上。楼道里有人走过去，皮鞋声远了。
十天后宣布。
宣布在省里那个大礼堂。念到最后一个职务是他：北岭省委副书记。名字念出来的时候，前排有人回头看了一眼，看了半秒，又转回去。
半秒。这一眼有多重，他心里头清楚。
散会以后，韩维周在楼道口等他。
韩维周五十九，在省里干了三十一年。这一回名单上是两个名字，他一个，范江海一个。上个月，他那个名字被划了。
“范书记。”
“老韩。”
“我那间屋子，下礼拜交。”韩维周说，“柜子里有一摞没办完的，都是老上访件，最早一份是一九七九年的。”
“我接着办。”
“不用办。”韩维周说，“搁着就行。人来问，你说在办；人走了，你搁着。我这么搁了十六年。”
十六年。这话说得平平常常，听得人心里头直发凉。
范江海没接这句。
韩维周从兜里摸出一样东西，搁在窗台上。
是一支钢笔。黑杆，磨得发亮，笔夹断了一半。
笔夹断了一半也没换。
“这支笔我用了十二年。”他说，“写汇报，写检讨，给人写条子，都是它。带回家也没用，搁你这儿。”
范江海没拿。
“你留着。”
“我不用别人的笔。”
韩维周笑了一下，很短。
“行。”他说，“到了你这个位子，笔得是自己的。”
这话是好话。可他心里头明白——位子越高，那支笔就越不全是自己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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