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，北岭省汉江市。
“老板叫你。”
通铺靠门那头的人用脚碰了碰他的褥子。康小满把本子合上，塞进夹克里。
本子塞进夹克里，贴着肉。这本子他现在连睡觉都揣着。
柜台后头站着一个胖女人，手里一串钥匙。
“昨天晚上又来了两个人，问你。”
“问我啥。”
“问你在不在。”她说，“我说这儿没这个人。”
这儿没这个人。这一句是替他挡的。
“房钱。”
“今天给。”
“一天两块。”她说，“写字的纸别搁在铺上，上回叫人坐皱了。”
叫人坐皱了——嘴上嫌，其实是给他留个地方。
他从怀里摸出手绢，四角扎着，解开，数出两张一块的。数了两遍，扎上，揣回去。
数两遍，扎上，揣回去。这两块钱他数得跟数家底一样。
胖女人往柜上那个铁盒里一扔，盒盖磕了一声。
“你天天写。”
“记个数。”
“记账上外头记去。”她说，“这店里住的全是欠账的。”
这店里住的全是欠账的。这话不好听，可这屋里的人，谁也顶不上半句。
他笑了一下，眼睛没了。回身的时候按了按右边肋。
眼睛笑没了。人瘦到这个地步，一笑就只剩两排牙。
上午铺上没人。他把旧夹克脱下来垫在腿上，先摸出那个小木戳。上头四个字，刻得歪，“满”字那一笔是个疙瘩。他把戳子搁在纸头上，压着。
本子写到第四页。前三页密密麻麻，一行是一件事，后头都跟着年月。
一行一件，后头都跟着日子。这些账他记得比谁都清楚。
一九六八年二月，雪。他的本子是我背回去的。井口那道坡结了冰，他左脚上的鞋掉了，我把鞋咬在嘴里，空出手扶他。
把鞋咬在嘴里，空出手来扶人。这种事本不用纸记，他偏要写下来。
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一，嫂子送来五块。那天她穿灰褂子，袖口有补丁。她没进屋，把钱包在手绢里，搁在窗台上就走了。
搁在窗台上就走了。二十三年了，这个日子他一个字没差。
他翻回第一页看了一遍。头一行底下那个墨点早干了，纸面上留着洇开的印子。
他接着往下写。写沣水，写那个孩子，写救火，写手上的泡。写到判决，他停了很久，笔尖悬在纸上。
笔尖悬在那儿不敢往下落。这一行落下去，就是把一个人的一辈子钉在纸上。
他不知道自己该写谁的名字。从头到尾他就听见一句话：案子要经得住翻。
五个字。这五个字怎么变成七年的，他说不出来。
他在那一行后头写了三个字：不知道。
不知道。这是他这趟汉江，唯一能落到纸上的两个字。
写完，他把本子扣在膝盖上，两只手按着右边肋，按一会儿，松一会儿。
第二天早上，他去了大院西边。
那道墙他上回摸熟了，摸的是东门。这回摸的是另一边。西边有个小门，门口挂着块木牌，牌上写着四个字：来信来访。
门开着，里头一排长凳，坐了七个人。最前头那个女人在哭，哭得没声，肩膀一下一下地动。
哭得没声。能哭出声的，还不算到头。
轮到他。窗口里头是个年轻的女同志，脸白，说话快。
“说事。”
“我写材料。”
“纸在外头桌上。”她说，“写清楚。被反映人是谁，什么事，哪一年。”
“写了往哪儿递。”
“递进来。”她说，“登记，编号，六十天答复。”
“六十天。”
六十天。这个数他记住了，往心里头一压。
“你头一回来？”
“头一回。”
她推出来一张表。“姓名，住址。有电话写电话。”
“我没电话。”
“住址写清楚，旅社也写清楚。”
他到外头桌上坐下。桌上有半瓶墨水和一支蘸水笔，笔杆用线缠过。他先写自己的名字，三个字写了很久，“满”字上头写多了一点，划了两道。
写多了一点，划两道。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，他还来写这个。
到被反映人那一栏，他捏着笔停住了。
捏着笔停住。这一栏落下去，就是一辈子的事。
窗口里的女同志探出头看了一眼。
“写完没有。”
“写了。”
他写下三个字：范江海。
他把表递进去。里头安静了一阵。
“范江海。”她说，“市里那个？”
念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屋里静了一下。这名字在这个院里，一天不知要念多少回。
“是。”
“你跟他什么关系。”
“老熟人。”
三个字。一辈子的交情，缩成三个字。
“材料不能这么写。”她说，“你得写具体事。哪一年，谁经的手，有什么凭据。”
“我记着。”
“凭据呢。”
“我记在本子上。”
“本子不算凭据。”
“那我能补。”
她把表夹进一个纸夹，在角上编了个号。
“先登记。六十天。”
“我等。”
我等。这两个字最省力，也最熬人。
“你住哪儿。”
“北站后头，车马店。”
“地址写清楚了没有。”
“写了。”
他往门口走。长凳上那个女人还在哭，哭得没声。
出了小门风大。他伸手进兜里摸到那个小木戳，捏了一下，又松开。
戳子还在，上头四个字还歪着。这辈子他能攥住的东西，也就剩这么一小块木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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