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早上落小雨。他七点到办公室。
柏向南在门口等着。
“他还在。”
“在哪儿。”
“第三级台阶，往下挪了一级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把那个蓝布包袱垫在身子底下。”
包袱是王秀芹包的那个。垫在身子底下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台阶凉。
“谁给他的。”
“没人给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传达室的小兵给他送了个纸箱子垫着，回来让班长训了一顿。”
“训得对。”
训得对。这三个字他吐得一点不软。
“那箱子呢。”
“收了。”
八点半，雨大了些。范江海站在窗户后头，隔着两排树，看见一个蓝的点。
一个蓝的点，一动不动。这么大一个院子，那一点蓝就那么钉在台阶上。
那点不动。风把树叶往下压，压一会儿，抬一会儿。
中午，柏向南进来添水。
“有人给他打伞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自己把夹克顶在头上。”
夹克顶在头上。这个岁数，淋一天雨，回去就得躺下。
“他吃什么。”
“昨天中午两个馒头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今天早上没吃。他手边搁着那两盒药，盒子压扁了，他拿出来看了一回，又塞回去了。”
拿出来看一眼，又塞回去。这两盒药他舍不得吃——吃了，就等于认了自己有病。
晚上七点四十到家。楼道里的灯还是坏着两盏。
王秀芹在灯下坐着，本子摊开，铅笔搁在页边上。菜篮子搁在地上，白菜上带着泥。
“我去了。”她说。
范江海把外衣挂在椅背上。
“你去干什么。”
“买菜。”她说，“我在路对面站了站。”
“他看见你没有。”
“看见了。”
“他叫你没有。”
“他站起来了。”王秀芹说，“站了一半，坐回去了。后来他把脸转过去了。”
站起来一半又坐回去，把脸转过去——他是不想叫嫂子为难。
范江海坐下。
“他抽烟，抽两口就摁。”她说，“烟头收起来，塞在兜里。一根烟抽三回。”
一根烟抽三回，烟头还收着。这么抽烟的人，手里是真没钱了。
她翻开本子，翻到中间，找到那一页，铅笔在手里捏了捏，写。
“你写什么。”
“写日子。”
“写哪一行。”
“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七。”她说，“小满，门口，第二天。”
范江海看着那一行字。后头那一栏的括号还是空的，一直空着。
“那一栏你怎么不填。”
“填不上。”她说。
填不上。这一栏空着，是她自己也不知道该往里头写个什么字。
她没把本子合上。
“旅社的人今天跟我说，他又交了八块。”她说，“江海，他没多少钱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明天他要是还不走。”王秀芹说，“满楼的人都得看着你。”
“他明天走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。”
“他没钱了。”范江海说。
王秀芹把铅笔搁下，看了他很久。
“你算得真准。”她说。
这话不是夸人。这四个字，比骂人还凉。
第三天，六点五十，他到办公室。
雨停了。楼下的路面上有水，一辆车过去，水花往两边分开。
七点二十，柏向南跑上楼，鞋在楼道里响。
“范书记，台阶上没人了。”
“什么时候走的。”
“门岗说不知道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六点二十换岗的时候，台阶上还有人。七点那个兵出来扫地，就没了。”
“扫出什么。”
“第二级上搁着一根烟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没点过。搁得很正，烟卷是直的。”
一根没点的烟，摆得笔直。走的时候还想着把烟摆正——这是个要脸面的人。
“还有呢。”
“没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台阶扫得很干净，连烟灰都没有。”
连烟灰都扫了。人走了，一点痕都不留。
柏向南摊开手。一张纸包着那根烟，他两只手捧着。
范江海把纸包接过来，捏了捏。烟没受潮，硬的。
没受潮，还是硬的。这根烟他捏在手里，捏了这些天也没舍得点。
“旅社去了没有。”
“去了。三号房退了，被子叠成一摞，枕头搁在上头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房钱交到昨天。退房那一栏他没签字，是按的手印。”
“手印。”
“按偏了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压住了半个康字。”
又是这一偏。一个人两回签字，两回都按偏了。
“医院呢。”
“问过了。他挂的号是后天的下午。”
后天的号，人已经走了，号还在那儿等着他。
范江海把那根烟搁在桌上，拉开中间那个抽屉。
抽屉里压着一张明信片。一面印着画，一条江，一座桥，天是黄的。背面一个字也没有，正中间一个油印子，颜色发暗。
明信片旁边搁着一个小木戳。上头四个字刻得歪，是康小满拿小刀抠了三个晚上抠出来的，“满”字那一笔刻成了个疙瘩。那年他把戳推过来，说井上记工，你替我盖。
拿小刀抠三个晚上，抠出这四个字。这样的一份东西，搁在手里比什么都沉。
范江海把那根烟搁进去，搁在明信片和木戳中间。抽屉推回去，锁舌咔了一声。
“范书记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往哪边走的，我没问出来。南街有个长途站。北站九点还有一趟车。”
“不用问。”
“是。”
钥匙从兜里摸出来，搁在桌角。他没锁第二遍。
抽屉没锁第二遍，这一样，他心里头也没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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