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二三年一月，京郊，监区。
“你补的那两页，退回来了。”
年轻管教把两页稿纸搁在桌角上，一只手还压着纸。暖气片上搁着一个搪瓷缸，缸里是化开的雪水，水面上浮着一层灰。
“哪两页。”
“写泥浆池那两页。”
他伸手去拿，管教没有松手。
“上头看过。”管教说，“说这一段不能这么写。”
“哪一句不能。”
“‘1964年冬天，我从泥浆池里爬上来，身上一层泥，人是干净的。’”管教念完，抬起眼，“底下还给画了一道杠。”
他把纸接过来。那一句底下有一道铅笔画的杠，横得很直，画杠的人手不抖。
字是他的字，杠不是他的杠。
“那道杠是谁画的。”
“上头画的。”
“上头是谁。”
管教不看他，把手从纸上收回去。
“你先改。”
“上头还说什么。”
“说你要写干净，就先把哪一天脏的写出来。”管教说，“写清了，再写干净。”
“毛病就出在这一句。”管教又说，“你先把自己写成干净的，后头的事就都成了别人往你身上抹的。”
他没有说话。
这一句戳到根上了。说白了吧，他自个儿也想把1964年当成门槛，那边是干净的，这边是脏的，中间隔着一道谁也没看见的墙。
“这稿子是给年轻人看的。”管教说，“他们看见这一句，先信你三分。”
“1964年冬天，我确实是干净的。”
“那你从哪一天起不干净了。”
他没答上来。
不是没想过。是想了三十来年，越想越找不到那一天——它不是一个日子，它是一天一天往下溜的。
“你今年多大。”
“七十七。”
“七十七的人，写东西要写清楚。”管教说，“写不清楚，看的人就当故事看。”
管教把那两页纸往他手边推了推。
“你改，或者拿掉。”管教说，“别拿这一句当开头。”
他坐回长桌那头。桌上搁着一沓稿纸，是他自己抄的，抄到第七本。纸是从本子上撕的，一边带着毛齿，一页一页摞齐。
每页角上有两栏，一栏姓名，一栏编号。姓名那一栏空着，编号那一栏他照着上一页填。
填完他把那两页拿在手里，先不看那道杠，只看自己写的字。字比从前小，也散了，横竖都往里缩。
他要改的不是泥浆池那两页。他要改的是后头那一句：后来我身上没有泥了，人脏了。
他把这一句划掉。笔尖压得重，纸背上透出一道黑。
划完，他给自己开了一笔账。他在纸上画一道竖线，左边写“干净”，右边写“脏”。
这样的账他见过。二十四个本子，一年一本，皮上写着年份，一格一格往下记，连一把葱都记。
记了三十来年，末一本记到二〇〇六年，是他媳妇记的。
头一本的第一行记的是收礼，五块，送礼的那个人姓唐。那一行底下还有一行，让水泡过，字淡了，念不出来。
右边那一行，他填第一笔。一九六八年，冬，井上值班房。有人塞给他半包烟。他推了两回，第三回没有推。
那半包烟他抽了一根，剩下的给了顺子。
写完他看了一遍，划掉。
这一笔太小。小到他自己都不记账。
他把划掉的那一行又描了一遍，描得更黑，像是怕自己反悔。
这儿才是要紧处。一笔小账不当回事，往后再大一点的，也就当回事不了了。他不是一天坏下去的，是从这半包烟上，一口一口。
他填第二笔。一九七九年，康小满。写下那三个字，笔停了停，又划掉。
那一笔账太大，大得这些年报上都写过。可要是头一笔是这个，他三十三岁以前就是干净的。
他自己不信。
他填第三笔。一九七四年正月，一张单子摊在桌上，一支笔递到王秀芹手里，她签了。
他写下“秀芹”两个字，又划掉。那一笔也不是头一笔。头一笔是他把笔递过去的那一下，还是他先动了那个念头的那一下，分不清。
他试着往左边那一栏填。填了半句：1964年冬天，泥。再往下，他不会写了。
左边这一栏，他填不满。那会儿他身上除了泥，什么也没有，所以他填不出别的。
他又想起一笔。儿子小的时候问过他一句：爸，你那些钱是哪来的。他那时候说，大人的事你别问。
这一句他没往纸上写。
三笔都划了。右边那一行还是空的。
那年冬天，那口井出了油。油喷到天上，落下来，落在人的脸上手上，黑的，黏的。
泥浆池里的泥泡上一天，冲一冲就掉了，掉下去的还是泥，泥是地里长出来的。
油不行。油往肉里走。洗三天，指甲缝里还黑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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