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二二年一月，京郊，监区。
小陈站在道那头，两只手揣在袖子里，没有走。
“1964年，你在哪儿。”
“北边。”
“北边哪儿。”
“滩上。”
“滩上有什么。”
“井。”
“几口。”
“一口。”
小陈往墙根看了一回。雪是后半夜落起来的，把昨天划字的那一块盖平了，上头一层新白，看不出底下有过什么。
“上头问过我一句话。”小陈说，“问你为什么老写1964年。”
“上头怎么问的。”
“说你写了七回。别的年份一笔带过，就那一年，翻来覆去。”
他没有说话。
那一年的事，他要是肯说，一天一夜也说不完。可他不能说。
“还问，1964年以前，你写过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为什么不写。”
“没得写。”
1964年以前，他还不是他自个儿的。那时候他就是荒原上的一个临时工，一天两毛钱，命比纸薄，谁记得住他。
小陈把手从袖子里抽出来，搓了两下，又揣回去。
“我是替你挡的。”他说，“你答不上来，我就得替你答一句。”
“你替我答什么。”
“我什么也不答。”小陈说，“我就说，他写字慢，一天一页。”
他抬眼看小陈。小陈不看他，看着墙根底下那块雪。
“上头要是再问。”小陈说，“你就说，1964年下过一场大雪。雪这个事，谁也说不出毛病来。”
他没有接这句话。
雪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小陈教他的这条道，他心里头透亮：说雪，谁也不疼；说人，一开口就是错。
老董一早就蹲在墙根底下。他蹲的地方就是昨天划字的地方，新雪盖了一层，他用指头扒拉了几下，扒开一块，底下是平的。
“没了。”
“化了一层，夜里又冻上，上头再落一层。”
老董把手从雪里抽出来，指头红着，在棉袄襟上蹭了两下。
“我划的那三个字，最后一个字那一横，在不在。”
“在。”
“你看见了。”
“我看见了。”
老董点头，蹲着没起来。
“我孙子腊月二十来。”他说，“我得写到纸上。”
“你跟管教要一张纸。”
“我不知道跟谁开口。”
“你上回签字，跟谁签的就跟谁开口。”
“签字的和给纸的不是一个人。”老董说，“我要错了人，人家记我。”
“你先写单子。”
“单子上写什么。”
“写你要什么，几张。”
“那个字我不会写。”
“我替你写。”
“你写的字，我按手印行不行。”
“行。”
老董把手在裤子上蹭了一下，蹭完又看了看自己的指头。
“我领东西领了这些年。”他说，“签的都是手印。手印一个样，名不一样。”
他弯下腰，一只手插到老董胳膊底下，把人从雪地里拽起来。老董的腿在雪上打了半个晃，站稳了，拍了拍裤腿。
老董这一辈子，领一口粮也得按手印。说白了，他怕的不是求人，他怕的是给自己惹事。
放风的铃响了。人一队一队从楼门口出来，脚印踩在新雪上，一条道踩成了灰色。他排队，前头十几个人，后头十几个，没有人说话，脚底下响成一片。
报还是三天前那张。他靠着墙根从头读到尾，连中缝都读了。报上有一条说北边几个县的道又封了，送东西的车进不去。还有一条说镇上的学校新修了炉子，孩子们不用再自带柴。
他读了两遍，没有读出别的。
那张报的边上，有一块让雪水洇过的地方，字都糊了。糊了的那一块正好在中间，两边都念得通，连起来念不通。
就跟这一年的日子一样，两边都是话，中间那一段，谁也不许提。
后半晌他坐回长桌那头，写1964年。
稿纸上有两栏，一栏名，一栏号。名那一栏空着，号那一栏他照着上一页填。填完他把笔搁在纸边上，写了头一行：
1964年十二月，北岭荒原，泥浆池。
第二行他停了。
他手上裂过多少道口子，前头的写法不止一处。材料上写的是二十七道。有一年白雪樱说三十一道，她说她数了两遍。
唐铁山跟人说过二十七道。他自己数过，数出来的跟这两个都不一样。
他把两只手摊在桌面上，手心朝上，一道一道看。左手有四道，右手有五道。别的都长平了，摸得出来硬，看不出来。
他数了三遍。头一遍九道，第二遍八道，第三遍七道。
他数不下去了。这三遍三个数，跟他自个儿这双手对不上，跟材料上那二十七也对不上。
他把二十七和三十一都写在纸上，写完看了看，把两个数都划了。那一道杠他画得很直。
那一格空着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想起老董的第三个字，中间少一横。
老董少一横，是写不出来。他空这一格，是不知道该填哪一个数。
一样的空，两样的事。老董空的是手，他空的是心里头那点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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