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二一年五月，京郊，监区。
夜里他把铅笔摸出来，写了一封信。信是给外头那家单位的，三行。
第一行：第五格不必填，也不必补印。
第二行：这本书里没有作者，只有一个犯过罪的人。
第三行：请照此下厂，如不能下厂，稿子请退回。
写完他看了一遍，把第二行末尾那个句号描了一回。他要说的都在这一行里。书上没有一个字是他替自己辩的，那一行是他替看的人留的。
描那个句号的时候，他手底下很稳。这一辈子他落过多少笔，头一回落下去不为抬自己。
小陈早上来收信。他把信从窗口递过去。小陈拿着看了一眼，抬眼看他。
“这一行你留个名吧。”
“留了。”
小陈又看了一遍。
“没看见。”
“第二行。”他说，“那五个字就是我的名。”
五个字当名。他心里头清楚：他这个名字印过多少张纸，末了留下的是五个字，而这五个字谁都能用。
小陈把信按在窗台上，用手指顺着那五个字往下走了一遍。走到“人”字那儿停住。
“这不是名。”小陈说，“这是……一句交代。”
“是交代。”他说，“一个犯过罪的人，这五个字认得我。”
“你字写得好。”小陈说，“我要是你，我恨不得把名写得比书名大。”
“我年轻的时候就是那么想的。”他说，“我这一辈子在纸上签的字，摞起来有半人高。签给谁看，我从来没想过。”
半人高。那些字签出去，是让人记住他；这一回不署名，是让人记住那几个字。
小陈把信对折，塞进一个铁盒里。盒盖上写着当天的号。他扣上盖，没有马上走。
“半个月的班，你别搁在心上。”他说，“是我自己没走全。”
“跟你没关系。”
“我知道跟你没关系。”小陈说，“我下回还是这么递。”
我下回还是这么递。这句话落进他耳朵里，他心里头一热：这些年肯替他担点什么的人不多，末了是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。
八月里那本书下厂了。他是在报上看见的，报的中缝有一行小字，说是有一批内部教材印出来了，发往各地的学校。字里没有书名，也没有人名。
九月，监区里来了新的年轻人。工房里换了一茬人，斜对面那张长桌上坐了个二十一岁的，进来头一年，短头发，写字的时候咬着舌头。
那天下午他念书出声。念的是头一本头上那一段：一九六三年冬，我在泥浆池里泡了四个钟头。
念完他抬起头。
“这谁写的。”他问旁边的人。
“不知道。”
“书上没名。”
“前头只有一句。”那人说，“我看着像交代。”
“交代什么。”
“自己看。”
年轻人往前翻了一页，翻到最前头，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：
“一个犯过罪的人。”
他念完把书放下，笑了一声。
“挺神的。”他说，“没名。没名才好看。”
“好看什么。”
“你想。”年轻人说，“上头真写了名字，谁还看。不知道是谁，才想往下看。”
他坐在长桌这头，铅笔搁在手边。那句话是冲着他来的，他没有抬眼。
不知道是谁才想往下看。这一层理他琢磨了两年，末了让个二十一岁的孩子一句话说透。
过了一会儿年轻人又念。念到一九七四年正月，一张单子摊在桌上，一支笔递到一只手跟前，那只手把字签了。念到这儿他停了一下。
“这人也够狠的。”年轻人说，“把别人手写的字都记下来。”
“往下念。”旁边的人说。
“念到这儿我心里堵。”年轻人说，“他写的这些事，跟我们工头骂人的时候说的一样。骂完了也就完了，没人往纸上写。”
“那你骂他没。”
“我骂他干啥。”年轻人说，“三十几年，啥都记得住，我有点服他。”
我有点服他。这五个字砸在他心口上。他这辈子听过太多好话，没有一句是这么难听的——人家服的是他把账记清了，不是服他这个人。
他手里的铅笔在纸上走了一下，走出一道歪线。他伸手把那一行按住。
九月底他把小账本翻开。本子巴掌大，两年前的头一页上写着“四十万”，那一行底下没有画横。
他在末一行写了五个字。
写完他把本子合上，塞进褥子底下。
三件事他还在做。排队，读报，写字。写字这一件，从这天起短了。稿子走了，书下厂了，书上没有他的名字。
小陈后来又来过两回。第二回他站在门口，手里捏着一张单子。
“那本书印出来了。”小陈说，“印了多少，单子上记着。”
“第五格呢。”
小陈低头看那张单子，看了有一会儿。
“单子上有。”他说，“你自个儿看。”
“我不看。”
“为啥。”
“那一格不是我填的。”他说，“是谁填的，我这辈子也不会知道。”
是谁填的，他这辈子也不会知道。这一格填了什么，他不问。
小陈把单子收起来，捏在手里，两只眼睛看着他。
“你就这么搁着。”
“搁着。”
窗外落起雪来，头一场，落得细，落在窗台上就化了。窗台上那支干烟还在，纸卷裂的那道口子比去年更长，烟丝掉出来一点，落在那道水印子里，粘住了。
他把那一点烟丝从水里拨出来，拨到窗台干的地方，让它自己晾着。
一支烟留着不点，末了只剩一点烟丝。他就守着这一点，等它自己晾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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