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二一年一月，京郊，监区。
腊月里放风，操场上一层薄雪，没到脚面。
老董蹲在墙根底下，用指头在雪上划。他划了三笔，抬头问：“像不像。”
范江海弯下腰看。雪上是三个歪字，最后一笔拖出去半尺长。
“像。”他说，“第三个字少一横。”
老董把那一横补上。补完他又看了一会儿，伸手把那一块雪抹平了。
抹平的那一下很轻。他心里头知道：这三个字，老董练了三天，抹起来只用一下。
老董进来四年，判的是八年。他不认字，领东西的单子上从来只按手印。前些日子他堵在门口，求范江海教他写自己的名，说孙子过年来看他。
教了三天。头一天他捏不住笔，笔尖在纸上戳出两个洞。
两个洞。一双手干了半辈子活，捏不住一根铅笔。
“你写它干什么。”范江海问他。
“我孙子问我，爷你会写字么。”老董说，“我说会。”
“你会吗。”
“现在会了。”老董说，“就三个字。”
“你那个本子上写的啥。”老董问。
“写的是怎么把事办坏的。”
“那我看不懂。”
“看不懂也得有人写。”他说，“你看得懂的那三个字，比这个值钱。”
三个字比四十万字值钱。他心里头透亮：他那四十万字是自己拿命换的账；老董那三个字，是给孙子留的一个念想。
第二天雪化了。墙根底下那一块地湿了一小片，字没了。
字没了。老董学会的头一样东西，一天就还给了地。
改完要重抄一份干净的。他抄了四十天。
四十天。他这双手抄过无数份东西，头一回抄的是自己。
他有两本账。一本是稿子，二十三本。另一本是他自己记的，巴掌大，记两年里每天写多少字，写满了一本。抄完那天，他在小账本的末一行写了三个字：四十万。写完把笔搁下，那一行底下没画横。
那一行底下没画横。他心里头清楚：这一笔不算结，账还没交出去。
抄到末一本，是腊月二十九。那天下午小陈进来，把一支烟搁在窗台上。
“外头那家单位回话了。”小陈说。
“说。”
“他们愿意收。当内部教材，不给钱，不对外印。”
“给谁看。”
“学生，还有刚上班的年轻人。”小陈说，“一拨一拨地来，领到手上看两天，看完还回去。”
“那就是给人看的。”
“是给人看的。”
他点了下头。窗台上那支烟他没拿。
“你不抽。”
“抽了想事。”他说，“在这儿想事不方便。”
那支烟搁在窗台上，搁了半个月。纸卷发干，捏一下，烟丝掉下来一点。
半个月，烟干了。他心里头有数：这屋里头的东西都放不久。
小陈那年二十四，进来当管教是第二年。稿子抬出去那天，他两只手抱着，用胳膊肘顶开门。走到门口他站住。
“我念了一段。”
“哪一段。”
“泥浆池那一段。”小陈说，“我不知道泥浆池是什么。我问了我师傅。”
“他怎么说的。”
“他说是搅泥的坑。”小陈说，“他说得不对。”
“他说得对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就是个坑。”
就是个坑。他在那个坑里泡过三天三夜，末了让人一句说成了搅泥的坑。他没恼——这世上知道那是什么的，本来就没剩几个。
二月底，桌上搁下一张单子。
单子是外头来的，纸质软，正面一张表，竖着分了五格：名称、册数、字数、用途、署名。
“名称那格，填《别学我》。”小陈说。
“填。”
“册数，二十三。”
“二十三。”
“字数，四十万。”
“四十万。”
“用途那格，人家已经印好了。”小陈念，“作内部法制教育教材，不对外发行，不付报酬。”
他看着“不对外发行”那五个字，看了一会儿。
“外头的人看不到。”
“看不到。”小陈说，“看到的就是来领书的那一拨人。”
“够了。”他说。
够了。他心里头明白：这书不卖钱、不出名，能落到一个正经人手里看两天，就够本了。
小陈把笔递过来。笔是新笔，帽还没拔。他把帽拔了，笔尖上有一层薄蜡，他在纸角上蹭了两下。
五格里头，前四格填得快。写到第五格，他停住。
“这一格怎么填。”小陈问。
“你说呢。”
“填你的名。”小陈说，“书总得有个名。”
他把笔搁下，搁在单子边上，笔头朝里。
“不署。”
“一个字都不署。”
“一个字都不署。”他说，“书里写的是我怎么一天一天坏下来的。署上我的名，看的人就记住我的名，不记那里头的事。”
小陈站着，两只手垂在裤子两边。
“单子上的格子是印好的。”他说，“这一格空着，递上去，得有人替它担着。”
“你递。”
“要是不收呢。”
“那就放着。”他说，“我不改。”
小陈把单子拿起来，对折，再对折，捏在手里。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。桌上那支笔还搁着，笔尖上的墨在纸上洇开一个小点，离第五格不到半寸。
半寸。就差这么半寸，他这辈子最后一个名字没落下去。
窗外有风。窗台上那支干烟，纸卷裂了一道口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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