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二一年四月，京郊，探视室。
“我跟你说个事。”儿子说，“去年秋天，我去了一趟我妹那儿。”
“她怎么了。”
“中风。”儿子说，“左边动不了，说话说不成句。她男人在工地上，孩子上初中。我在她那儿待了六天，把屋里屋外拾掇了一遍。”
六天，屋里屋外拾掇一遍。他心里头沉下去：他闺女躺在炕上动不了，他这个当爹的，隔着几千里墙，一点手搭不上。
“她认得出你。”
“认得出。”儿子说，“她认得我，说不出我的名。她拉着我的手，两个钟头没松。我走的时候她哭了。”
两个钟头没松。她连哥哥的名都叫不出来了，可她还认得这个人。
“她知道我在这儿。”
“知道。”儿子说，“她让我给你带一句话。她说不成句，我听了半天才听出来。她说的是两个字。”
“哪两个字。”
“回来。”
“妈。”他说，“我妈走的时候，我手里有一块手巾，给她擦汗。汗擦不干净，一遍一遍地出。那块手巾我没洗，晾干了压箱底。”
回来。这两个字从一张说不成句的嘴里挤出来，比判他一百回都重。
范江海的眼睛看着玻璃上那张脸。玻璃嵌着网，网眼密，儿子的脸被切成许多小块。
“你回去把这个念给她听。就说是外头一个老头说的，老头没有名字。”
“什么话。”
“有账自己记，自己还。记清了，晚上就能睡。”
儿子点了下头，一个字没记，也没忘。
“你替我回一句话。”他说。
“你说。”
“告诉她，我回不去。”
四个字。他说得很稳，没有停。心里头门儿清：这两个字惹出来的事，他这辈子光剩下还账，回不去才是不哄人。
儿子点了下头，没再问。
“你在里头，一天怎么过。”
“排队，读报，写字。”他说，“早上六点起，晚上九点睡。吃饭排队，打水排队，看病排队。一天三顿，一顿二十分钟。”
“写什么。”
“写我这个人是怎么坏的。”他说，“一天写三四百字。写错的划掉，划掉了重写。”
“写完了给谁看。”
“上头说给年轻人看。”
儿子看了一眼玻璃，又看回来。
“你那个本子上，一天记几行。”
“两行。”他说，“上午多少字，下午多少字。数字我记，写的什么我不记。”
“为什么数字。”
“数记着，才知道自己一天没白过。”他说，“我干三十几年活，一件没数过。到了这儿，我数。”
“你别写我。”
“不写你。”他说，“写你的那一段我删了。”
“哪一段。”
“你二十岁那年在门口跪的那一段。”他说，“我写了三页，删了。”
“为什么删。”
“写上去，看的人就记住你跪过。”他说，“你不欠我什么。”
你不欠我什么。这五个字他早就想好了。他欠一屁股债，不能连着儿子一块儿欠。
儿子那头半天没说话。台面上他那只手，食指和中指上的胶布边上起了毛，他用拇指把那点毛按平了。
“你也别写我妈。”
“你妈我写。”他说，“你妈那一页我一个字不删。上头让我删，我没删。”
“为什么单这一页不删。”
“因为那一页不是我的脸。”他说，“是你妈的手。”
是你妈的手。这话说到了根上：她手里一辈子攥着账本和铅笔，一页一页写下的都是日子。把那一页删了，他这个人就剩下脸了。
铃响了。短的一下，长的两下。
儿子站起来，一只手撑着台面，撑了一下又坐回去。
“还有两分钟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“我下回来，带我女儿的相片。”儿子说，“不让带，我给你念。”
“念。”
“她学习好。”儿子说，“班里前五名。”
“别逼她。”
“我不逼。”儿子说，“我就要她读得下去。书读够了，人就不容易糊涂。”
他把话筒往嘴上又贴了贴。
“我把摊子南边挪了那三十步。”他说，“挪过去以后买卖好了一点。一天多卖七八份。”
“好。”
“我一天站八个钟头，晚上腿肿。”儿子说，“肿了泡脚，泡完就睡。第二天照旧。”
“照旧就行。”
“爸。”
“嗯。”
儿子看着他，看了一会儿。玻璃上那道旧胶带印横着，从他脸中间过去，把他分成上下两块。
“我不恨你了。”他说，“你好好的。好好活着。”
他把话筒搁回架上，搁得响了一声，站起来，转身往外走。
范江海坐着没动。他看见儿子的背影，那件夹克后领磨白了一道，走到门口的时候右肩矮了一下。
门关上。
回到监区是下午四点。天上阴沉沉的，风里有点湿气，落在地上不是水。
他把那半张纸从兜里掏出来，摊在膝盖上抹平。抹了两遍，边上的毛压不下去。他找出那个巴掌大的本子，翻到最后一面，在末一行底下写了七个字。
写的是：四月，谈四十分钟。
写完又添了一行小字：橘子四斤，在门口窗台上。
他把那张纸夹在本子后头的封皮里，本子搁到窗台上。
铁网外头，雪下来了。四月的雪，落下来就化，落到地上没有白，只有一层湿。
他坐在床边，听着走廊里有人拖着脚走过去。那两个字还在他耳朵里：活着。
他这辈子听过很多人跟他说话。求他的，怕他的，恨他的，告他的。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过这两个字。
好好活着。这四个字里头没有一个字是求他办事的。他这一辈子，就这一句是白得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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