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二一年四月,京郊,探视室。
“你刚才那一句,再说一遍。”
玻璃那边的人没动。儿子把两只手从台面上收下去,搁在膝盖上,过了几秒,又摊回台面上。
“哪一句。”
“你知道哪一句。”
“我不说第二遍。”儿子说,“说一遍就够了。”
一句就够了。他心里头透亮:这一句不是拿来讨他高兴的,是儿子自己咽了七年才吐出来的,吐一遍就是一遍。
范江海手里那半张纸还捏着。橘子四斤,四个字,圆珠笔压得深。他没松手。
“还有多少时间。”
“四十分钟。”儿子说,“进来的时候我看过钟。现在过了二十来分钟。”
“你数着。”
“我数着。”
“你今天为什么说这一句。”
儿子想了一会儿。
“上个月我摊子上旁边那个摊,卖煎饼的,六十多的一个老太太。”他说,“她问我老家哪儿的。我说北边的。她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。我说我妈没了,我爸在外地。”
“她信了。”
“她没信。”儿子说,“她看了我一眼,什么也没问。过了两天她说了一句。她说你要是有该看的人,就去看。人不去,晚上睡不着的是自己。”
人不去,晚上睡不着的是自己。这一句话,是从一个卖煎饼的老太太嘴里出来的,比谁劝都硬。
范江海没说话。
“我头一年睡不着。”儿子说,“不是想你。是恨。”
“恨谁。”
“恨自己。”儿子说,“后来不恨了。”
恨自己这三个字最省事,说不出口的时候,就拿它顶。
“什么时候。”
“记不清哪一天。”儿子说,“就是有一天下雨,摊子收了,我推着车走。走着走着觉得累。累完就好了。”
“你今天来,是为你妈。”
“一半。”儿子说,“另一半是我自己要走这一趟。”
“我不恨你。”儿子又说了一遍,“这四个字你听清了没有。”
“听清了。”
“那你怎么不回。”
“我在想这四个字是给我的,还是你自己要卸的。”
儿子那头静了一下。
“都有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要是想听我说我恨你,我也说得出来。”儿子说,“我妈走那年我说过。我在山上说的,对着那块石头说的。说完我坐了一宿。”
对着石头说一宿,那些话他也知道没有一个字是白说的。
“你妈临走的时候,你在我这儿签字的事,她知不知道。”
“知道。”儿子说,“她让我别说。她说签字的事是她按的手印,是她自己的手,跟你没关系。”
“手印是替我按的。”
“她说她乐意。”
她说她乐意。这一句把他堵回去了——她连替他按手印都当成自己的事,算得利利索索,一点不糊涂。
范江海把话筒换到右手。换的时候,塑料壳响了一声。
“她病了几回。”
“三回。”儿子说,“头一回是胃。在县里看的,看了两回,说是老毛病。第三回是冬天,拉到医院,住了九天。”
“住了九天。”
“九天。”儿子说,“九天花了七千二。报销的单子上打回来三千八。差的那些我凑的,凑了四家。”
七千二,三千八,四家。这几个数他一听见,心口就压上一块石头。
“四家。”
“借条我到现在留着。”儿子说,“四张,压在抽屉底下。去年还完最后一家,我没撕,我留着。留着给我女儿看。”
“让她看什么。”
“让她看钱是怎么借的,怎么还的。”儿子说,“我妈教我记账那年,就是还钱的头一年。”
“你妈的坟,谁修的。”
“我。”儿子说,“第三年修的。石头是我自己去挑的,挑了三天才定下那一块。碑上刻她一个人的名字。”
“我的名字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儿子说,“是我不刻的。”
“刻不刻都对。”
“我妈临走前留了一句话。”儿子说,“她说碑上别刻两个人。她说你爸的名字刻上去,来看的人就光看他,不看她。”
不刻。他心里头门儿清:她这辈子在账本上记了他一辈子,末了在石头上把他抹了。这不是恨,是护着后头来看她的人。
范江海把两只手都搁到台面上。手背上斑点一块一块,指头上没有茧。
“她记我的账记到哪一年。”
“记到她病倒前一个月。”儿子说,“本子在我这儿。上头有你的名字,也有我的名字。你那一栏最后一行写的是,他还没还。”
他还没还。
四个字。她病倒前一个月,手已经不听使唤了,末了给他落下的不是恨,不是骂,是一句还没结的账。
“她划了没有。”
“没划。”儿子说,“她划不动了。那一行后头是空的。”
“空的就空着。”他说,“我这一辈子,就这一笔划不上。”
儿子看着他。
“你不哭。”
“哭不出来了。”他说,“在这儿没有用。”
二十四本账,一本一本都结得清清楚楚。就那一行,她没来得及划,他也划不上。
她这一辈子替他记了大半辈子的账。末了留下这一行,不划,也不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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