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二一年四月，京郊，探视室。
“你儿子在门口。人瘦得脱相了，你先有个数。”
管教丢下这一句就走了。他跟上去，廊子里的灯坏了一根，明一半暗一半。探视室比上一处小。两排桌子，中间那道玻璃还是从台面到顶，玻璃上嵌着网，网眼密。台面上有一道旧胶带印，横着。
他坐下，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了一声。
玻璃那边坐着他儿子。
瘦了。
他先看脸。上回见是七年前，那回脸是白的，眼睛底下发青。这回皮黑，是晒出来的黑，颧骨鼓着，脸颊往里塌，下巴上一层没刮净的胡茬。
七年前那张白脸他还在心里搁着。这一回人脸黑成了土色，倒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。
再看手。两只手搁在台面上，十根指头摊开。右手食指和中指缠着胶布，缠了两圈，胶布边上起了毛。虎口那儿一块厚肉，黄亮。
那是干活磨出来的厚肉。他心里头一紧：这双手是他儿子自己的，不是谁给的。
他把话筒拿起来。线凉。
“爸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瘦了十四斤。”
“干活瘦的。”
“干活瘦的。”
“什么活。”
“头一年蹬三轮。”儿子说，“给市场里送菜。早上三点起，送到八点。”
“后来。”
“后来我盘了个摊子，卖盒饭。”他说，“写字楼底下，中午那一顿。我一个人做，一个人卖。”
“谁给你搭的线。”
儿子看着他。
“你问这个干什么。”
“北边有没有人给你搭线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摊子的地界。”
“自己蹲出来的。”儿子说，“我蹲了十一天，数人头。哪家门口中午出来的人多，我记下来。第十二天交的押金。”
“头一个月让撵了三回。”
“撵到哪儿。”
“撵到胡同口。”儿子说，“我在胡同口卖了两天，又挪回来。锅还在，人还在。”
“押金多少。”
“八百。”
“哪来的八百。”
“我媳妇的。”儿子说，“她卖早点，攒的。”
范江海把话筒换到左手上。换的时候塑料壳响了一声。
八百块，是一个卖早点的女人一分一分攒出来的。这笔钱跟他一个字的关系都没有——他这号人，如今连给别人搭把手都成了罪过。
“我问这句，你别多想。”
“我没多想。”儿子说，“我知道你怕什么。你怕有人拿我当幌子。”
“嗯。”
“没人。”儿子说，“这边我一个熟人也没有。有个人跟我搭过话，问我姓什么。我说姓范。他问你爸是不是。我说不是。”
一个“不是”，把亲爹从那摊子上撇了出去。他听得心里头沉到底——这三个字是他儿子替他遮的，遮的成本是当儿子的不敢认爹。
“他信了。”
“他信不信我不管。”儿子说，“后来我把摊子挪了三十步。”
“你今天带了东西。”
“橘子，四斤。”儿子说，“门口不让拿进来。单子上让我填，我填了，撕一半给我。”
他把那半张纸掏出来，摊在台面上。纸比手掌小，边撕得不齐，上头的字是圆珠笔写的，压得深。
范江海凑近看。上头一栏写关系：父子。底下一栏叫所带物品，四个字：橘子四斤。
上一回，那一栏里一个字：无。
一个“无”字，是他那些年的账。这一回四个字，四斤橘子，是儿子自己挣出来、一步一步拎到门口来的。
“橘子呢。”
“搁在门口窗台上。”儿子说，“出去的时候还在，我路上吃。”
“要是不在了。”
“不在了就不在了。”儿子说，“四斤。”
范江海看着那四个字，看了有一会儿。
“二〇一四年那天，你在卖橘子的摊子跟前站了十分钟。”他说。
“你还记着。”
“记着。”
“这回我买了。”儿子说，“买的时候我脑子里没别的。兜里那点钱是我自己挣的。头一回买一样东西，没去想那笔钱。”
没去想那笔钱。他听懂了：那笔钱是儿子自己蹬车、卖盒饭挣的，花出去的时候不用先看谁的脸。
四斤橘子，过去七年他一口没吃着。可这一回，他总算听明白了一件事——他儿子站起来了，靠的不是他的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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