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八年十二月，京郊，监区。
“这一回不是我们卡你。”
年轻管教把一张纸从窗口递进来。纸是他上个月填的那一张，四个角还齐着，中间那道折痕是他自己压出来的。表格底下那一栏盖了一个方章，章底下另有一行手写的字。
“上头不批。”
“上回你说再等一等。”
“等了。”管教说，“等来的就是这个。”
他把纸接过去，翻过来看背面。背面是空的。他低头看那一行手写字，看了两遍，看清了，五个字：家属不同意。
五个字。上回是四个字，这一回是五个字。这两个多月，就多了一个字。
“这一行是谁写的。”
“不是我们写的。”管教说，“你家属那边来了个人，站在大门口说了两句话就走了。”
“哪两句。”
“头一句，她出院了，回家养着。”
“第二句。”
管教把手插进袖筒里，往窗台上靠了一下。
“别叫他看见。”
窗外下雪了。雪不大，落在水泥地上就化。院子里那个岗台上撑着个棚子，棚子顶上积了薄薄一层白。
别叫他看见。这五个字从大门口传进来，隔着两道门、三道手续，落在这一间屋里，比什么话都硬。
“什么时候说的。”
“五天前。”
“来的是谁。”
“没报名字。”
“她那个病，是哪一年查出来的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管教说，“你问的这些我答不上。我就是个传话的。”
“那你替我传一句回去。”
“传不了。”管教说，“人没留地方。有话你写在信里。”
他站在窗口，两只手垂着，没有往前伸。那张纸在他手里捏着，捏出一道新折痕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把纸对折，又对折，折成四折，塞进褂子兜里。
“兜里那个，一会儿掏出来。”管教说，“折成这样的不留。”
他把纸掏出来，搁在窗口上。
管教看了一眼，没有伸手。
“这回你留着。”管教说，“下回填表还得使。”
他把纸拿回来，又折了一遍，塞回兜里。
“我要写信。”
“写信行。”管教说，“信得先过一道手。”
“过。”
“你写吧。纸我给你两张。”
“三张。”
“两张够了。”
“三张。”
管教看了他一眼，从抽屉里数出三张，又摸出一个信封。信封是黄的，口上刷了胶，胶上贴着一层薄纸。他把纸和信封从窗口递进来，递完又把手收回去。
三张，他一口咬定要三张。管教不知道他要写什么，他自己心里头也没底。可他这辈子头一回张口多要一张纸。
“铅笔呢。”
“我有。”
他往回走。走到铺位跟前，他又站住，回过头问了一句。
“信走几天。”
“三天四天，看车。”
“四天。”
“你别说四天。”管教说，“说四天，它就慢给你看。”
说四天，它就慢给你看。他点头，心里头门儿清：这话不是玩笑，这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办出来的。
他坐回铺上，把纸搁在膝盖上，底下垫着那本自己订的本子。
本子是用旧报纸裁的，线是从一双手套上拆下来的。封皮上他自己写了两个字：日子。从入监那天记起，一天一行，行头写日子，行尾写做了什么。大半行只有两个字：读报。有几行是三个字：放风，雪。
手里那截铅笔头是短的。他把铅笔叼在嘴角，跟叼一根烟一个样。叼了一会儿他才记起来，嘴里这个东西不是烟。他有几年没抽过烟了，记不清。
叼了一会儿才记起来不是烟。这几十年，这根烟他叼过多少回，回回都不是抽。
他在头一张纸上写下两个字：秀芹。
写完他把笔停住。
往下该写什么，他清楚。可以写一九六七年正月，写那台缝纫机，写她织的被面，写她一分一分攒的线钱，写那二十四本账，末一本记到二〇〇六年。这些他都记得，记得比判决书上写的还清楚。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，能写三张纸。
能写三张纸。他数得清这上头有多少事，可这些事一落到纸上，就不成话了。
他往下写了半行。写到一半他停住，把那张纸撕了。
撕成四块。他没扔在地上，也没塞进纸篓。他把四块纸压在褥子底下。
他这一辈子撕过的东西都留着。早年在井上领料，单子撕错一张，他也要捡起来揣兜里。他见不得纸落在地上。
他这辈子在纸上给她写过的话，加起来只有四个字。早年往家里寄钱，汇款单底下有个备注栏，一格一格，宽窄只够写几个字。有一回他在那一栏里写了四个字：别打江涛。那阵子他弟弟刚把家里那口猪输了。那四个字她看懂了，她没有回话。后来那些年，两个人就在那一栏里说话，一个写，一个不写。
别打江涛。四个字，一张汇款单。那几年，他跟她说的就是这个。
第二张，他换了个开头。他写：秀芹，那些年是我对不住你。
写到“那些年”三个字，他又停住。
法庭上那七分钟，他讲得清楚，一条一条，连对面那排人都低了头。那七分钟他讲得漂亮。漂亮的话救不了谁。他要是把那一套搬到这张纸上再讲一遍，这张纸就成了他的第七分钟。
话说多了，账就轻。
话说多了，账就轻。这话他自己品出来的——他这一辈子话说得越多，账就越小，到头来嘴上一句顶一万句，账上还是那几笔。
他把第二张也撕了。撕完他数了数，三张纸剩一张。他把剩下那一张折好，压在枕头底下。
三张纸要的，剩一张。他要说的那些话，一张不够，写上去的又都成了空话——剩下这一张，他还不知道往上写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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