墙上的钟走到二十九分的时候，值班的进来了，拿一根小棍在玻璃上敲了两下。
“四号桌，到点了。”
她把话筒按在耳朵上，又松开。
“我走了。”
“你路上慢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她站起来，把布包挎上。挎完了，她低头看他，忽然把话筒又拿起来。
她说了一句。这一句她说得快，声音也低。
玻璃厚，话筒上又缠着胶布，传到这边的只有半句。前半句他听见了——她说的是他那个小名，五十年里没人这么叫他。后半句落进了屋里的暖气声里，混在隔壁小孩拍玻璃的那几下里头。
那个小名一进耳朵，他心里头猛地一沉。五十多年没人这么叫过他，这一声叫出来，人就得往回退，退到碱滩上，退到一九六五年那半个窝头跟前。
“四号桌。”
她把话筒搁回去。搁的时候笔头朝里那种习惯，她没有，她搁得随意，话筒歪着。
她转过身往外走。走到门口，她没回头。
他也站了起来，两只手还按在桌上，隔着玻璃看她走。她走到台阶下头，雪在她的鞋底上响，一步一步，出了那道门。
鞋底踩雪的声音一步一步远了，他站着没动。他这辈子送过不少人走，这一回是他站着，人家走。
“到点了。”管教说，“回去。”
他没动。那只手还按在玻璃上。
管教又说了一遍：到点了。
“我再站一会儿。”
“玻璃不能拍。”
“不拍。”
管教把听筒从桌上收起来，线在手上绕了两圈，收完搁进一个铁盒。收的时候他翻了一下听筒，握把上留着一层湿印，是他手心里的汗，指头的位置看得清。管教用袖子把那层湿擦掉，扣上盒盖。他站在窗口这边看他，看了一会儿，没有说第三遍。
那层湿印擦掉了。可这窗口上的手印，擦一层又落一层，谁也擦不干净。
“你站也行。”管教说，“站到清场。”
“清场什么时候。”
“钟走到那个点。”
他抬头看钟。钟是方的，黑边，挂在门框上头。秒针走到十二的时候顿一下，再往下走。
探视室里有三个窗口。他在最东边这个，台子上那个铁盘还摆在原处，盘底磕过几个坑。中间那个坐着一个年轻女人，怀里抱一个孩子，孩子把手按在玻璃上，按出五个小指头印。西边那个空着，椅子上坐着一个人，一动不动。
中间那个窗口的时间到了。那边的管教敲了两下玻璃。年轻女人站起来，一手抱孩子，一手拎包。孩子不肯走，两只手都按在玻璃上。女人把他的手掰开，孩子哭了，哭两声就收住。女人从兜里摸出一小块饼干，掰了一角塞给孩子，包饼干的那张纸她捏在手里，攥成一团。
孩子哭两声就收住。这么小的孩子也知道，这儿哭不顶事。
她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他这边一眼。先看玻璃上那两个手印，再看他。
“看什么。”管教问。
“没看。”她说。
她抱着孩子出去了。走到门口，孩子忽然把手举起来，冲他这边晃了两下。他没有举手。他那只按在玻璃上的手，指头动了一下。
那小手动了两下，他没敢应。他心里头明白：人家孩子冲他晃手，不是认得他，是这屋里的孩子见谁都晃。
门合上。探视室里剩下他一个，还有中间那窗口玻璃上的五个小指头印。
“刚才那五个字。”他说。
“哪五个字。”
“她在门口跟你说的那一句。”
“我数过。”管教说，“五个。”
“说的什么。”
“没听清。”管教说，“她说得轻。”
“你真没听清。”
“听见了也不算数。”管教说，“那一句是说给我们听的，不是说给你听的。”
听见了也不算数。这话他听懂了：这屋里的话，谁听见谁不算，得上头认了才算。
他没有再问。他把听筒搁回台子上，搁得很正，跟刚才她搁的一样正。
西边那个窗口一直没有人来。
坐在那边的是个年轻人，二十来岁，头发剃得很短，号衣穿在他身上大了一号，袖子把手盖住一半。他坐得直，两只手搁在台子上，眼睛盯着门口。门开了两回，进来的都不是找他的人。第二回进来的那个老头走错了窗口，站了一会儿，又退出去。
门开一回，他眼睛就亮一回；看清了是谁，又暗下去。
“几点了。”年轻人问。
“三点二十。”管教说。
“还有四十分钟。”
“你还有四十分钟。”
年轻人不说话了。他把两只手从台子上拿下去，搁在膝盖上，坐得还是很直。过了一会儿他偏过头，冲这边问了一句，声音压得很低。
“你的来了。”
“来了。”他说。
“不许说话。”管教说。
两个人都不说了，一起看着前头那面墙。坐到后来，年轻人的肩膀塌下去一点。管教敲了敲他那边的玻璃，他站起来，把椅子往里推了推，推得很正。
肩膀塌下去一点，就这一点，谁都看见了。
门槛上他绊了一下，手扶住门框，没有回头。
“他家里人。”他问。
“三年没来了。”管教说，“每回都申请，每回都是他一个人坐满。”
“四十分钟。”
“四十分钟。”
四十分钟，站是站不住的。他站在玻璃这边，看着西边那个空下去的椅子。
四十分钟站不住。那个年轻人站了三年，往后还得一站一站地站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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