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社里那天上午，主任在走廊上把她拦住，手上是那一沓读者来信，用麻绳捆着，绳头压着一块镇纸。
“稿子我压了五天。”
“你压着。”
“我压不住了。”他说，“上头说这一栏要么填，要么撤版，重排。”
“撤。”
主任把信搁在窗台上。
“我干这行三十年。”他说，“头一回见一个记者，手里有个人，硬是不写。”
“他没了。”
“他还在里头。”
“他的事没了。”她说，“他把能说的都说了。笔录一页一页，账一行一行，他全认了。我要是再写一篇，写他坐在那儿，写他病，写他老，写他悔，那就是替他记最后一笔。”
最后一笔。她心里头门儿清，这一笔不该她记。这笔账得他自己记，记不完，就得一直记着。
“那你就成了一杆秤。”
“我称过了。”她说，“十一杆秤都过完了。他那一杆，称不出来。”
称不出来。十一杆秤，一杆一杆过完了，就他那一杆压不下去。这不是她偏心，是这人的分量搁在秤上，秤不认。
走廊里有人端着一摞报纸过去，报纸的边角蹭着墙。主任看了她半天，把镇纸挪开，抽出一封信，抖开念了一句：你们写这些人，怎么不写那个人。
“你回他一句。”
“不回。”
那天下午她把那一页稿子从本子里抽出来，铺在桌上。她拿橡皮去擦那两个字。擦了两下，停住。铅笔字在下笔的时候压得实，纸面已经起了毛，擦不干净。她把纸翻过来看，背面能看见一个浅印：未核。
擦到一半她就明白了：这两个字是擦不掉的。纸背都透了，擦掉了正面，背面还留着。
她把纸照原样夹回去，夹在一九八一年那一本后头。
夹完她坐了很长时间。桌上摊着那一沓读者来信，麻绳解开了，绳搁在一边。她一封一封往下看。头几封骂她，说她没有良心，说人倒了就没人肯写一句。当中几封讲自己的事，讲自留地，讲承包，讲一个姓谁也不提的人。末底下一封是铅笔写的，字很大，一格塞一个，写到第二行出了格。
一格塞一个字，塞到出了格。这信写的人手上没劲了，可这信还是送到了。
那一封是北岭寄来的。里头一句：井边那块牌子还在，字让人摸得发亮。底下没有名，只画了一个圈。
字让人摸得发亮。一块牌子上的字，得多少人伸手去摸才摸得亮。
她把这一封抽出来，跟账本放到一起。信的纸很薄，边上有一道手印，不显，冲光才看得见。
小任下班前在她桌边站了一会儿。他怀里抱着三本大样，胳膊肘上那一块还沾着印泥。
“苏老师，末一栏我替您排了。”
“排什么。”
“排了一个方框。”他说，“里头什么也没有。”
“行。”
他把大样放下，又拿起来。
“我上礼拜听见一句话。”他说，“说您手里还留着一份东西，没交。”
“有一份。”
“交不交。”
“不交。”
小任站了一会儿，把大样换了只手抱。
“留着能干什么。”
“留着是个数。”苏念说，“数在我手上。”
数在我手上。这话说得轻，可她心里头明白：这东西交上去，就成别人的数；不交，才一直是她的数。
他下楼去了，脚步很响，走到二层停了一下，又下去了。
开春了，夜里又落了一场雪。雪不大，落到地上化成泥，踩一脚带一脚泥，踩到楼里，水泥地上是一串黑脚印，一个跟一个。
她回胡同那间平房，插上门。炉子捅开，火苗蹿了一下。
她从包里把那个信封拿出来，搁在膝盖上。
信封是白的，边上折过一道印。皮上收件人那一栏是空的。底下有一行小字，一笔一笔描的，描了两遍，头一遍轻，后一遍重：请收下。再下头两个字：记者。
请收下。收件人的名一个字没写，只写了“记者”两个字。收信的人是谁，寄信的人心里头早想好了。
二〇〇四年秋天，她把两页东西搁进去，封口没粘。从那天起，这封信她没再打开过一回。搬过三回家，箱子换过一次，信封一直压在账本底下。
搁那两页以前，她在桌前坐了一夜。头一页她写了七行，写完划了。划完在第二页上重写，写到第四行停住，把笔搁下。笔搁下的时候是笔头朝里，那是她的**惯。
一夜。写了划，划了写，写到第四行停住——停在这儿不是没词了，是再往下写，写的就是自己扛不住的东西。
末了她装进去的是两页账上的抄件，一行一行，日期，地名，数。抄件后头她添了一行。那一行是给谁看的，她自己清楚。写完她把纸折了两折，折的方向跟账页对不上，一打开就能看出来。
折的方向对不上，就是要让人看出来的。说白了，这是留个记号：这两页是从账上抄下来的，不是谁编的。
桌上的账本翻到二〇〇四年那一页。末一栏的方框空着，边上两个字：未核。
她把信封搁在那一页上，压住了方框。压了一会儿，又把它拿起来，对着灯看了看。纸是透的，里头那两页的字看得见一点影子，看不出一行来。
她又把它夹了回去，夹在二〇〇四年那一页后头。夹完把本子合上，放到木箱最底下，铁丝拧紧。
铁丝拧紧了，箱子搁到最底下。她把这事压了十四年，压到今天也没松过手——她哪儿知道，这两页纸迟早得见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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