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八年四月，北岭，报馆编辑室。
“末一栏，今天得填。”
主任把大样推过来。纸上第四栏是个方框，空着，方框上让他用红笔画了一道。那道红画得重，纸背都透了色。
“不填。”
“上头的电话打了两回。”主任说，“问末一栏为什么空着。”
“空着就空着。”
“有人往社里打电话，一天六七个。”他说，“问怎么不写那个人。有个老汉在电话里骂了十分钟，骂完哭了。”
骂了十分钟，末了哭。她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——那个老汉骂的不是她，是这十几年没处说的一句话。
苏念把大样拿过来，翻到头一版，看了一眼那行小字。本报记者 苏念。她把纸合上，摞在桌上。
“他没什么可写的。”
主任的手停在半空里。
“你跑了十天，跑了十一家。”
“十一家我都写了。”
“你没写他。”
“我不写他。”
主任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，没点，夹在指头里转。桌角那个烟灰缸里搁着半支，前天的，烟头压扁了，边上落了一层灰。
“你说一句。”他说，“就说他关了，他病了，他还活着。一句。”
一句。就一句，这一篇就活了，就能见报了。可他心里头也明白，这一句一落纸，前头十一家就全白跑了。
“写了他，这一篇就变了。”
“变什么。”
“前头十一个名字，都成了他那一句的底。”
主任把烟搁下。窗外阴着，院子里那棵槐树的枝子上挂着一点雪，挂不住，一阵风就掉。
那点雪挂不住。她心里头透亮：这一篇也是这样，多一个字就挂不住，少一个字才立得住。
那天夜里她没回家。她把抽屉拉开，从最底下抱出木箱，箱盖上的漆掉了几块，锁扣坏了，用一根铁丝拧着。
本子一本一本摊在桌上。牛皮纸皮，四个角磨圆。翻到一九八一那一本，头一页是编号的。〇〇一，一九八一年十一月，《一百三十块》，一千二百字。
她翻到最后一本。本子后头夹着一页，二〇〇四年的，纸比别的都新。那一页上排着四栏，头三栏都有字，末一栏一个方框。方框边上有两个字，铅笔写的，笔尖下笔轻：未核。
这两个字她写了十三年。
十三年，就这两个字搁在这儿，天天看了一眼，一眼都没敢动。
那一页她是二〇〇四年秋天写的。写的时候她三十九岁，在一所学校给学生印讲义，一个月三百二。那一篇她写了两回。头一回写了一万一千字，写的是账，一行一行往下对。第二回她添了一段，写人。
第二回写到第三天，柏向南来了。他坐在复印店机器后头，把稿子看了一遍，说拿回去给上面看。隔了两天他来说一次，说稿子有点长。又隔两天来说一次，说他看了两遍。
看了两遍，说的还是那句“有点长”。这话她记了十四年，记到今天才明白：不是稿子长，是这稿子里的东西碍着人。
第三回是他递回来的。他把稿子搁在机器上，说了一句：她算得对。说完他又说：稿子不发。
“她算得对”这一句，是他替上头带的话，还是他自己说的，她到今天也没问出来。
她收稿子的时候翻到那一页。末一栏的方框是她自己画的。画完她问过自己一句：这一栏写什么。写他，就得核。核到一九八一年，钱从哪儿来，谁签的字，数是谁抄的。核到那一步，纸上就不止他一个人了。
核到那一步，纸就不止一张了。说白了，这一栏填不填，不是写不写他的事，是牵不牵出一串人的事。
她把铅笔搁回笔筒，一个字没写。
一个字没写。可这一栏空到今天，她心里头那本账上，早就把这个空方框记成了一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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