剩下几家她跑了两天。两家搬了，一个在镇上开电焊铺，一个在城里给人看仓库。
第五家在一个老楼的二楼。门上新糊了一层纸，糊得不平。
“他去年冬天走的。”开门的是他媳妇。
“他留过话没有。”
“留了一句。”她说，“他说，那笔钱是他自己送上门的，怨不着别人。”
“哪一笔。”
“他没说哪一笔。”媳妇说，“他咽气前数了一遍家里的折子，一万九。折子在抽屉里，一个子儿没动。”
一万九，一分没动，一直搁到人咽气。这笔钱搁在抽屉里，搁的不是钱，是一块心病——花了，就是认了；不花，就还有个说头。
村东头那家院墙是土的，墙上挂着一排玉米棒子。她在门口站住，一条狗从墙根站起来，没有叫。
“他走了四年了。”开门的是小满的媳妇。
“最后那一年他在哪儿。”
“在家。”她说，“最后那一年他下不了地，就坐在门槛上，看着村口那条路。看完一天，进屋吃饭。”
看完一天，进屋吃饭。第二天再坐门槛上，再看那条路。她心里头一紧：一个人把最后一年过成了这样，等的不是车，是有人来问一句。
她在本子上写了一行：二〇一三，门槛，看路。
“报纸上写过他一句。”苏念说，“写他是证人。”
“证人。”媳妇念了一遍，“他不认字。那个字他写不上来。”
他不认字。人家纸上给他按了一个名分，这个名分他连写都写不上来。她拿着笔，笔尖在纸上停了一停。
窗台上搁着一个铝饭盒，盖子上有一道凹，是让车压的。
“这个还留着。”
“他上班带的。”媳妇说，“里头搁过两个饼子。他说饭盒是公家的，得还。”
“还了没有。”
“没还。”媳妇说，“盒子搁在这儿，搁了九年。”
搁了九年，没还成。一个饭盒，人一走，就成了还不回去的东西。
第二天下午她去了城边那栋老楼。一楼的窗户上摆着一排药盒，盒口朝外，摆得整齐。
“来了。”王秀芹说。她瘦了，手指头上的关节鼓起来，倒水的时候手腕停在半空里，等了两秒才落下去。
那句“来了”说得轻，可苏念心里头咯噔一下：这屋里没别人来，她一年到头等的就是这一句“来了”。
“我跟你说一声。”苏念说，“末一栏我不填了。”
“不填好。”
“有人在社里打电话，一天六七个，问怎么写他。”
“问的人不认得他。”王秀芹说，“我认得。”
我认得。这三个字她说得不重，可后头压着二十四年账本、二十四年的日子。
苏念把本子摊在膝上，笔帽没拔。桌上搁着另一个本子，硬皮，比她那本新。
“这也是账本。”
“记人的。”王秀芹说，“今天谁来，明天谁来。”
“头一页写了谁。”
“头一页空着。”她说，“没人来。”
头一页空着。一本新账，记的是谁来，可头一页空到了今天。
电暖器片上搁着一只湿手套，手套尖冒白气。屋里有一股药味，混着白菜味。
“他那笔账我不添。”王秀芹说，“他早年给家里送过钱，一笔一笔我都记着。到二〇〇六年我不记了。钱我一分没动，折子在抽屉里。”
“一万九。”
“一万九。”她说，“他让人送来的。”
她说过一句就停一停，像数东西。
停这一停，是怕数错了。她这辈子记了二十四本账，到头来最不敢记的，就是这一笔。
“你要是写他，别写我。”她说，“写他们九个。写他们家里。我这辈子签过三张单子，头一张签我自己的名，后两张我先写我的，再写他的。签完了我添了两个字。那两个字我不想让人念出来。”
“还有一句。”王秀芹说，“你要是不写他，他那点事就烂在纸上了。”
“烂着。”
“你不心疼。”
“我不心疼。”苏念说，“我心疼我这十三年。”
十三年。为了一个空方框，她跑了十三年，等来的还是这个空方框。
走的时候她送到门里。她手扶在门框上，没往外迈。门里头那台电暖器红着，红过一会儿又暗下去。
手扶在门框上，脚没往外迈。这道门槛她迈了二十多年，如今迈不出去了。
稿子写了三天，排出四栏。头一栏是还在北岭的，五个人。二栏是走了的，三个人。三栏是不在了的，三个人。末一栏空着，画一个方框，方框里什么也没有。
大样送到她桌上，主任看了一遍。
“九个变十一个。”
“添了两个。”她说，“替他担过事的，一个。他媳妇，一个。”
“他呢。”
她没有答。
主任拿红笔在大样上画了一道，把开头那两行圈起来。
“这儿缺一口气。”他说，“补一句，明天见报。不补，先搁着。”
她把大样拿过来，看那两行。那两行写的是：这些人的名字，当年都上过一张单子。
“不补。”
“想清楚。”
“想清楚了。”
稿子见了报，题目是《他们现在在哪》。版面上头一行小字：本报记者 苏念。
见报那天早上，窗外下起了雪。三月的雪，落到地上就化。她把那份报纸买了两份，一份折成四折，夹进本子，夹在一九八一那一页后头。另一份收在包里。
那一篇从头到尾，十一个名字一个不缺，没有一个字是他。二〇〇四年那一页上的方框还空着，边上两个字：未核。
版面上没有他的名字。可这十一个名字一个不缺地站住了——她哪儿知道，这一栏空着的方框，往后还得空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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