隔了一天，他又被叫到西头。桌上搁着一个信封。信封是白皮的，边角磨开了，正面写着监区的地址，寄信人一栏写了两个半字，写到第三个字停住，剩了半个。
“昨天到的。”贺干事说，“过了一道手。你看看，看完了给我个话。”
信封里三样东西。三张横格纸，一张剪报，一张班车票根。
信是孙子写的，二十四岁，在城里工地上绑钢筋。字大，行距不匀。
头一张写：我爷今年七十八。您那件事，他走了两个月，一家一家走。上个月人家把他叫去问了两点钟。回来那天他没吃饭，坐在门槛上。第二天早上他说，他不后悔。
第二张写：爷说，他早该料到您会这么答。爷说，他这辈子只做对过这一件事。
第三张写：爷不让我寄这封信。这封是我偷着寄的。他走不动了，材料我来送。我没成家，没工作，不怕。署我的名。
一个二十四岁的孩子，在工地上绑钢筋，一天挣几个钱不知道，倒先把“不怕”两个字写出来了。他心里头清楚：孩子写得出这两个字，是因为还不知道这两个字有多重。
剪报是从报上剪下来的，剪的时候没对齐，左边留着半行别人的字。上头是一栏名字，五六个人一栏，一栏一栏往下排。末一栏空着，画着一个方框，方框里头什么也没有。
那个方框是空的，白得扎眼。写了三十年的人，末了留给他的就是一个空框，框里头连个名都不许填。
第三张的最底下另有一行小字，用铅笔写，比别的字都轻：那个空框，我爷说，是留给您的。
班车票根夹在第二张和第三张中间。上个月的，票价八块。票根背面是白的。
一张八块钱的班车票。一个七十八的人，攥着票根坐班车，就为了把这张纸递到这儿来。
范江海把票根翻过来，翻过去，搁下。又把三张纸码齐，码齐了压在剪报上。剪报比横格纸窄一指，一压，那道窄出来的印子就落到了纸背上。他把三样东西按原样装回信封。装的时候票根留在最外头，跟来信的时候一样。
“回不回话，你定。”贺干事说，“信搁在这儿也行。你要退，我这儿给你走手续。”
“退。”
“一句话都不写。”
“不写。”
贺干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单子，垫在夹子上，推过来一支笔。笔杆上缠着一圈胶布。
“这儿签个字。”
他签字。一笔一笔落到底，笔头朝里。签完，贺干事把单子抽走，在信封背面贴了一张条，条上盖了一个长方印。
“退回去走普通信，路上半个月。”
“嗯。”
“带句话不难。”贺干事说，“写一句就行。”
“写了就是两封信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一封信是我退回去的。两封信是我在外面说话的。”
说白了，一封信退回去，退的是人家一片心；可要添上一句，那就成了他在里头还惦记着外头、还在跟外头递话。这两样搁在一处，味道全变了。
贺干事把信封拿起来，掂了掂，搁进夹子。夹子合上的时候，铁夹子响了一声。
“添那三个字的人，”贺干事说，“前两天有人上门问过话。问完他把铺子的门关了三天。”
范江海站着，没动。
“问的什么。”
“问那三个字是什么意思。”贺干事说，“他说没什么意思。人家再问，他说，字是他写的，意思他担着。”
“告诉他，往后别再动笔。”
“带不到。”贺干事说，“他不在我能带到的地方。”
“那就带到这儿。”
他把手从桌上收回来。桌角那只玻璃杯里的水是早上倒的，一口没动，凉着。
水从早上放到这会儿，凉透了。他这半天也说不上几句话，却觉得比在外头跑一天还乏。
回屋的路上雪又下起来，落在肩膀上，落一层。老麻在门口等他，手里捏着半个饼子。
“范叔，听说来了一封信。”
“来了一封。”
“谁的。”
“北岭的。一个孩子替他爷写的。”
“你怎么回的。”
“退了。”
老麻把饼子换到另一只手里。“退了，那孩子不得恨你。”
“恨就恨。”
“他要不恨呢。”
“那就更麻烦。”
老麻咬了一口饼子，没再问。
“他要还是去送材料呢。”
范江海没答。他弯腰把门口那层雪扫开一道，扫到墙根，扫出一条窄道。扫完，锹立在门边。
那封信是下午四点走的。走之前，贺干事拿给他看了一回。信封背面贴着一张退条，退条上有一行格子，格子里空着，只有他签的三个字。三样东西都在里头，一张没少。剪报上那个方框还是空的。
他把信封翻过来看一眼，又翻回去，搁下。
“范叔。”小齐在门口喊他打水，“信退回去了，您怎么一句都不回。”
“回了就是两封。”
小齐没听懂，提着桶先走了。
他站在窗前。院子里那条窄道是他上午扫出来的，雪落在道上，落一层，白一层，看不出底下扫过。
扫过没用。到天黑，雪又盖上，看不出底下扫过没有。信退回去了，手续办得干干净净，可他心里头明白——这封信退回北岭，人家心里那道坎，过不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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