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七年十二月，京郊，监区。
“哪个好人，你没答。”
小齐在门口说的这句话，隔了一夜才落到铺上。第二天早上出去之前，老麻从上铺坐起来，问了另一句。
“范叔，你怎么让一个人替你去死。”
“我没让他去死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让他去认。”
“一样吗。”
“一样。”
一个“一样”，说得连个磕绊都没有。他心里头透亮：认了账，人就回不来了。
老麻把手插进袖子里，坐着。坐了一会儿，他又躺下，躺下之前补了一句：“那你怎么让人肯。”
“往后问。”范江海说，“现在点名。”
那天的雪没停。上午扫院子，下午在屋里坐着。头一个凑过来的是伙房的老蔫，蹲在他脚边，问他一九七九年那件事是不是真的。他说真的。老蔫问，那个人后来呢。他说，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六走的，在京城，旅馆里。老蔫哦了一声，走了。
老蔫走了，那日子还在他嘴里。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六，这个数他张嘴就来，跟背自己的号一样顺。
第二个是隔壁铺的小个子。小个子二十出头，判了两年。他问的是：一个人不认账，你怎么让他认。范江海说，不用你说，让他自己说。小个子没听懂，走了。
第三个是刚调来那屋的。这个人年纪大，头发白了一半，问的话最短。
“你夜里睡得着吗。”
“睡得着。”
“我睡不着。”他说，“我进来三年，天天想那两个人。”
“想他们做什么。”
“想他们这会儿吃什么。”他说，“我待他们不薄。我给他们发过钱，一人一份，数得清。”
“数得清就忘不了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数不清的，才叫账。”
那人没再问，回自己铺上坐了一下午，坐得笔直。
三天里，来问过他的有七个。问的都差不多：你那会儿，是怎么让人听你的。
七个。他心里头明白，这楼里问的人越多，他那些年的事就传得越远。
第四天下午，小齐把他叫到走廊上。
“话传出去了。”小齐说，“走廊上都在说，你后悔把好人当梯子。”
“我说的是后悔把好人当梯子。”
“这不一样。”
“不一样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后悔是我自己的事。传出去就成了别人的话。”
小齐看了他一眼，没往下追。
学习室在楼上，五排长凳，一盏灯，灯罩上落着灰。他坐在倒数第二排。小崔挪过来，挨着他坐。小崔十九岁，进来半年，案子小，判得也轻。他怀里有个本子，皮上印着一朵花，边角卷了。
十九岁。这个岁数他记得牢——他自己十九岁那年，正站在泥浆池里。
“范叔。”
“说。”
“我问你个事。”小崔说，“你是怎么上去的。”
“问这个做什么。”
“我出去还得活。”小崔说，“我不想再让人踩。”
范江海看着前头的黑板。黑板上写着两个字，擦了一半，剩一个角。
“头一条，”他说，“人家怕的事，你别躲。”
“第二条。”
“别人托你的事，你记住。他不记得，你替他记着。”
“第三条。”
“没有第三条。”他说，“头两条做到，剩下的事自己会来。来的不一定是好事。”
小崔低下头，在本子上写。笔在纸上走，一笔一笔。范江海伸手把本子按住。
“别记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记下来的东西，会跟你一辈子。”他说，“我这一辈子，就是让人记下来的东西撂倒的。”
小崔把笔停了，停了有半分钟。他还是把那一行写完了。
“范叔。”他说，“你后悔吗。”
“后悔不值钱。”
“那什么值钱。”
“先把碗端住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你还有十三个月。”
十三个月，一天一天数得清。他数日子数了半辈子，这一回数的却是别人的。
小崔把那一页撕下来，对折两回，塞进褂子兜里。撕的时候纸边留了一道毛茬。他看着那道毛茬，想起一九七九年那天，纸篓里堆着一篓子纸团，也是这么毛着边。天亮以前他把要说的话写了划，划了再写，一篓子都是。
“撕了的纸，扔了。”
“扔了。”小崔说。
后头两排又有人往前探。一个姓邵的问他：
“范叔，你怕过没有。”
“怕过。”
“什么时候。”
“第一年怕。”他说，“后来不怕了。后来不怕，才是坏事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怕的时候你还知道哪条线不能过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不怕了，线就没了。”
前头的管教敲了一下黑板，学习室里静下来。他坐着，两只手搁在膝上，一直到散。
散了以后他一个人坐了一会儿。满屋子年轻人问的都是怎么往上走，没一个问走到头是什么样。
过了两天他扫屋子，在床底下一只鞋的鞋帮里，看见一个折成四折的纸角。他没动它。
他没动它。他心里头门儿清：这楼里，谁都在给谁留一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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