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他洗缸子，洗得很干净。洗到第三遍，缸底还是白的。
“别洗了。”老胡说。
“墙上的灰。”
“墙上的灰落不到缸底。”老胡说，“缸底那层是水里的。”
他把缸子搁在窗台上，让它晒。
腊月里他干了一件他这辈子没干过的事。他上工的时候数了对面廊子的窗户。一排窗，他数到第七个。他想那第七个窗就是三号。他数了三天，数到第四天，第七个窗换了一块玻璃，亮了一下。
窗子后头有人影过来过去，个子高矮差不多，都低着头。他看不清一张脸。他这辈子看过太多张脸，看一张脸就知道那人要什么。隔着一层玻璃，他连一张脸都对不上。
这三十年，他一抬眼，底下人的脸上是笑是怕，一眼就瞧得出来。如今隔一层玻璃，他连哪张脸是弟弟都认不出了。
一九六八年冬天，北岭的井台一夜结一层冰，早上得拿镐敲。泥浆池边上的白气一天不散。他半个月回一趟家，走四十里，出北岭三里路边有棵歪榆树，走到树底下天就黑透了。进了门，先看东屋那面土墙上磨亮的一块。亮的地方大了一圈，他就知道弟弟又敲了多少夜。
他那时候不知道那两下是什么意思。他以为弟弟要钱，要粮，要一件棉袄。
家里那些账是娘记的。娘不识字，拿铅笔画杠，一道是一块，两短一长是十块。他往家寄钱，寄一回，墙上多几道杠；弟弟拿钱花，花一回，他就上树底下蹲半宿。一九七七年春天弟弟来借钱，说要三百，他推过去五百。那天他看见弟弟兜里揣着一副扑克，看见了，没说。
那年冬天在井上，他坐在钻杆上抽烟，一根烟抽到手指头烫。烟抽完他去泥浆池边上站了一会儿。池子里的泥浆翻着泡，一天翻到晚。他想的是明天几点接的班。
二月初的一天夜里，墙那边又响了。
他一下子坐直。
一下。
停了一下。又是一下。
两下。前重后轻。
不是三下里那个末一下轻。是前头重的两下。
他把手搁到砖上，没有敲。
那一夜后面再没有响。天亮以后他问老胡。
“三号那边换人了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。”
“敲法不对。”他说，“敲墙跟走路一样，一个人一个样。”
“那你还敲不敲。”
“不敲了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敲了也是别人听。”
敲了也是别人听。这七个字他自己说出来，心里头却跟针扎一样：从那一声起，那头坐着的就不是他弟弟了。
老胡没说话。他把被子拉到下巴上，眼睛朝着棚顶。
“你昨天晚上坐着，”老胡说，“一动不动。我当你睡着了。”
“我没睡。”
“那你等什么。”
“等三下。”
他把那块发亮的砖摸了一遍。砖面上有灰，一摸就是一道印。他把那道印擦掉，手按在上面，按了很久。砖是凉的，凉到手掌底下发麻。
一九六八年腊月里那个夜里，弟弟敲了三下，末一下轻。他披上袄过去，看见弟弟在被窝里坐着，棉袄没脱，指节上破了三道口子，露着肉，边上结着黑痂。
他说，我回三下，就是哥在。他在井上，回不了。
后来他回来了，三下也回了几十年。回的是娘停灵那两夜，回的是别的墙。
今年正月初那一下，他回了。回完就再没有过。
那天晚上他坐在床沿上，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。
窗台上晒了一天的缸子，缸底那层白干了，结成一小片，贴在搪瓷上，指甲一刮就起来，刮下来是粉。
他刮了一半，停下来。
这一笔账他挂了十八年，从一九九九年那张表上挂起。三个字是王秀芹签的，笔搁在桌上，笔头朝里。她记了二十四本账，末一本记到二〇〇六年，本子如今在卷里，不在家里。
他以为这一笔挂到墙上就会落地。
墙上落了地。落地的同时，人没了。
这话他不敢往深处想。往深处想，那堵墙就没法摸了。
他把缸子放回那块砖底下。缸子空着。
三下，两下，一下。他花了三十八年才算听懂：一下是问，是“你还在吗”；两下不是要东西，是“我在”；三下是那句他说过的话，是“哥在”。
他花了三十八年听懂，一共只回了一回。
三十八年，只回了一回。这一回回出去，那头再没了人接。
窗外又落雪了。这一次下得急，一会儿就在窗台上积起一层。
他坐在那儿听着。
墙那边没有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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