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七年一月，京郊，监区。
三下敲出去，他就坐着等。
一等一夜。
那一夜他什么也没做，就那么坐着。
廊里的灯亮到十点，灭了。灭了以后屋里黑透，暖气片里的水声一阵一阵。他把手搁在膝盖上，手心朝下，等着。
他等的不是两下，也不是一下。他等的是三下——末一下轻。
到后半夜，墙里没响。
天亮前窗台上落了雪，一层薄白。起床的铃响，他站起来，两条腿是木的。他走到窗边看了一眼，雪化了一半，窗台上剩一圈湿印子，像谁拿手指头描了一个圈。
早饭后他洗缸子。水倒掉，缸底沉的那些白灰挂不住光滑的地方，他拿拇指转着圈搓，搓下来一层，滑溜溜的。他把缸子接满，搁回那块砖底下，耳朵贴上去听了一回。缸里的水是静的。
“听见了？”老胡问。
“没有。”
“那就别听了。”老胡说，“水都静了。”
水都静了。他心里头咯噔一下：水静，是墙那边没人抬手。
那天白天他上工，手指头使不上力。别人打三排扣，他打两排。后半晌他手一滑，针扎进食指，扎出一个血点。他把手指头放在嘴里含了一下，接着干。
“你那两个指头怎么了。”旁边的人问。
“冻的。”
“今年不冷。”
“往年冻的。”
下工排队，队伍从车间门口排到院门口，排了三十来步。他站在队伍里数前面人的后脑勺，数到第十九个，队伍动了。他跟着往前挪，鞋底在地上蹭。
晚上回来，他把手搁在砖上，指节那层皮已经硬了，敲上去像敲在别人的手上。
第二天夜里他敲了两下。
两下是要东西。想的是，你要什么你就再要一遍，我这边给。
墙那边没有。
第三天夜里他敲了一下。
一下是问。
墙那边没有。
第四天夜里他敲了三下，敲完他自己的心跳了一阵。到后半夜，还是没有。
第五夜他敲了三下，隔一会儿又三下，再隔一会儿又三下。他敲到第七回的时候，老胡在被子里说话了。
“别敲了。”
“我数着呢。”他说。
“你数什么。”
“数他什么时候烦。”他说，“人烦了会回一下。”
“他不是烦你。”老胡说，“他是没手了。”
范江海没出声。
“他是没手了。”这句话轻，落下来沉。他坐在床沿上，手还搁在砖上，半天没挪动。
“三号那边夜里出响动要记，你比我清楚。”老胡说，“他敲了半个月没让人记，那是他自己压着。一个人压得住半个月，压不住一个月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。”
“我来五年。”老胡说，“我头上那个床，睡过四个人。”
他把手从砖上拿下来。手心里一层汗，凉的。
那半个月他夜里不睡整觉。每响一次暖气片里的水，他就坐起来一次。有一夜他坐着，看见门缝底下那条黄线里走过去一双鞋，鞋跟剪过，走得很快，一会儿又走回来。他数了一夜走廊里的灯，一共亮着十一盏，靠门口那盏最暗。
外头下了两场雪，一场化在檐上，一场留在院子里。院子里的雪让人踩出一条道，从监舍门口直通到车间。他每天走那条道，走了半个多月。
腊月里他打听过。
“打听不了。”老胡说。
“我不打听人。”他说，“我就打听他那个屋还住着几个人。”
“住几个也不告诉你。”
“你在门口见过那个屋。”
“见过。”老胡说，“见过也没用。他们都穿一样的号衣，剃一样的头，走在廊里一排，从这头看到那头，我一个也分不出来。”
“你分得出来。”
“我分不出来。”老胡说，“我认得的是鞋。我进来那年，有个人的鞋后跟是剪的。后来鞋换了。”
“那你怎么记人。”
“我不记人。”老胡说，“我记日子。日子不会没。”
范江海在床沿上坐着，把两只手插进袖子里。他也记日子。他记的日子比老胡长。一九七一年他在井上领过八块钱奖金，寄回家八块，走十二天到手；一九八三年起他娘的药一个月八块六，寄了十一年。记到他娘走，那笔药钱才停。
他一笔记了几十年，收多少、支多少，能对到分。
可他没记住弟弟进来的日子。他只记住了号——那边那个不叫江涛，叫号。他连号都没问过。
账他记得比谁都全，到自己亲兄弟这儿，连个日子都没落下。
“你要真想给他东西，”老胡说，“我替你想法子递。”
“他不要东西。”
“两下是要东西。”老胡说，“你自己说的。”
“那年是我说的。”他说，“我三十来岁，说话硬。”
“现在呢。”
“现在我不硬了。”
老胡从枕边那道墙缝里把半截烟头摸出来，捏了捏，凑到鼻子底下闻，又塞回去。
“头一回听你说话带结巴。”老胡说。
腊月二十三早上，值班的把他叫出去。
“你问过三号的名单。”
“问过。”
“干什么用。”
“找一个人。”
值班的看着他。这一回没记本子。值班的从夹子里抽出一张纸，看了两眼，又把纸压回去。
“三号那边，腊月十九少了一个人。”
他没动。
那一句“少了一个人”，落进耳朵里，腿底下的地像让人抽走了一块。
“哪个。”
“你是他什么人。”
“哥哥。”
值班的把笔在纸上点了一下。
“那就这样。”值班的说，“没别的事了。”
“他叫什么。”
“不归我管。”值班的说，“名单上写的是号，是编号。”
回屋的路上他走得很齐，一步一步。进门他把缸子端起来，喝了一口。水是凉的，凉得牙疼。
“怎么了。”老胡问。
“少了一个人。”
“哪天。”
“十九。”
老胡坐起来，把被子掀开，两只脚搁在地上。他坐了一会儿，才把鞋穿上。
“十九那天我值夜。”老胡说，“夜里有一趟车出去，我听见了。我当是转送。”
他把缸子搁回砖底下。缸子里还剩小半缸水，水面晃了一下，慢慢平了。
“十九那天，你在门口站着。”老胡说。
“我忘了。”
“你那天站了一个多钟头。”老胡说，“我在被子里数你的脚步。”
那天他站在门口，手搁在砖上，等的就是三下。他没等到。
他哪儿知道，那一夜三号那边少的那个人，就是他弟弟。那趟车开出去，人是再没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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