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六年一月，京郊，长途车站。
苏念把本子拿出来，翻到空着的那一页。今天这一页还空着，折角那儿还平着。
她把那支红笔的笔帽拧下来，笔尖对着纸，没落下去。
“你还想写。”
“想。”
“写了就是纸上的话。”
“纸上的话也是话。”苏念说，“你不让写，我就只记你的名字和日子。”
白雪樱看着那支笔。笔杆上那道裂缝用胶布缠着，胶布起了毛。看了一会儿，她把揣在兜里的手抽出来，伸过去，从苏念手里把笔帽拿过去，拧上，拧到底，又拧开。
“一九六五年冬天，碱滩上。”她说，“写。”
苏念写。笔尖在纸上走。
“我给了他半个窝头。”
苏念写了。写到“窝头”的“头”字，笔尖在那一竖上停了一下。
“他吃了三口。”
“三口。”
“他先掰开看了一眼，看里头有没有砂子。看完了才吃。”
苏念写完，把笔搁下。一共三行。字比平常小，一行挨着一行。白雪樱低头看了一遍，看到最后那一行，抬起手，用食指在“三口”上按了一下，按完把手收回去。
三口。半块窝头，他吃了三口。就这三口，她记了五十年，末了还要写到纸上才算落下。
“就这些。”她说，“再往下别写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往下的都是我的话。”她说，“你写下来，就成了他的事。”
四点差十分，广播响了一遍，报的是南边那趟车，检票在二号口。厅里的人多起来。有人扛着编织袋，有人把孩子架在肩上。地上一道一道泥脚印，从门口一直铺到检票口。
靠墙那排椅子上坐着一个人，怀里抱着一个包，外头裹着旧布。包搁在膝盖上，两只手压着，不撒手。
白雪樱走过去，站住。
“你爹那个本子我看过。”
年轻人抬起头，愣了一下。
“你是我爹说的那个人。”
“带回去，搁在干的地方。”
“搁在哪儿都不干。”他说，“南边潮。”
“那就搁在枕头边上。”
“我不敢翻开。”
“翻的时候慢点。”她说，“里头写的都是日子。日子翻快了，人受不了。”
年轻人低下头，手在旧布上按了按。
苏念站在一边。她想起一件谁也没有问过的事：一九六八年冬天，他让人给白雪樱捎过一斤糖。一斤糖抵半个窝头，他是这么算的。
“那一斤糖，”苏念问，“你给了谁。”
“同屋一个女的，刚生了孩子。”她说，“那孩子今年四十七，在南边开货车。”
“你跟他说过这一斤糖是谁的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她说，“糖是甜的，说了就不甜了。”
这一句话说得轻。糖是甜的，说了就不甜了——人情也一样，挂在嘴上，就变味了。
“二〇〇八年你在他那儿搁过一张票。”
“搁过。”
“什么票。”
“一九六五年的。碱滩回来那一趟。”她说，“我跟他说，留着没用。”
“他留着没有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没再问。”
“今天第四排靠里那个位子空着。”苏念说，“他媳妇没来。上回她说完那些话就走，走到门口也没回头。”
白雪樱把布口袋的口收了收，那根黑线在手指上绕了一圈。
“她签了一辈子字。”她说，“我一辈子签过一回。签完那天，手是凉的。”
签了一辈子的，手是熟的；只签过一回的，手是凉的。这一句她说得很平，平得跟说别人家的事。
四点差五分，检票口开了。队伍往前挪，挪两步停一下。她走到黄线外头，一只手扶着栏杆。
“你今天来，是想听他说一句话。”苏念说。
“想。”
“他今天上午把判决念完了。”苏念说，“他说他不上诉。”
“念完了。”她说，“我听见了。念到一半我出来的。”
“他在最后陈述里说过一句。”苏念说，“他说，他这辈子最大的错，是以为规矩是给别人定的。这句话外头传遍了。”
她站在黄线外头，手扶着栏杆。
“他说的是规矩。”
“是规矩。”
“他没说他错了。”她说，“他说的是规矩错了。”
这一句戳到底了。把错推给规矩，人就还站得直；认了是自己的错，人就矮下去了。她要的就是后头这一句，他偏给了前头那一句。
检票员把票根撕下来，递回她手里。她把票根捏住，往站台那头走了两步，回过头来。
“我不是来看他坐牢的。”她说，“他把那半个窝头记了三十年，一笔一笔，记到今天。我这二十八年，一天也没少。”
“那你要的是什么。”
“我等的是他认错，不是他坐牢。”
广播又响了一遍。风从站台那头过来，卷着一层雪面子，贴着地走。她转身进去了，走到车门口，一只手抓着扶手，扶手上落着雪，她没扫，也没回头。
苏念站在黄线外头。手里那张站台票还捏着，没检。她把手松开，票面上印着四点二十和一个“南”字，字让手汗抹花了半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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