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五年十二月，京郊，法庭。
“先过我的手。”他说，“那十九年，我做了一件最要紧的事：给他定了个规矩。规矩是，只看纸，不看人。他学得好。十九年，他一次没有问过我为什么。”
“你也没有问过。”
“我不用问。”他说，“规矩是我定的。定规矩的人不查规矩。”
说白了，规矩定下去，就是给下头人使的。定规矩的那一个，从来不在规矩里头。
“二〇〇四年三月，一个记者的稿子送到你桌上。”
“搁了十七天。”
“第十七天下午，你让人退回去。”
“退了。”他说，“退的时候，我把稿子上头那个夹子取下来了。夹子是报馆的，得还人家。”
“夹子你还了。”
“还了。”他说，“稿子也还了。”
夹子还了，稿子也还了。人那张桌子，后来就没有了。
旁听席第三排，那件灰大衣的肩膀动了一下。
“你还有什么要说的。”
“有。一句。”
“说。”
他扶着桌沿站起来。他站得不快，手在桌面上撑了一下。那个玻璃杯他往里推了推，推到不挡手的地方。
“我这辈子最大的错，是以为规矩是给别人定的。”
他说完就站直了。
书记员的笔尖停在纸上，停住了。公诉人那一排没有人翻纸。旁听席上有人动了一下，声音很小，像是一块木板被膝盖顶了顶。
“这一句记不记。”审判长问。
“记。”公诉人说。
“记。”审判长说，“这一句是你自己说的。”
“是我自己说的。”
“解释不解释。”
“不解释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解释就是把这句话再说一遍。”
书记员抬起头。
“这一句怎么记。”
“怎么说的怎么记。”审判长说。
“一个字不改。”公诉人说。
书记员低下头写。他写了三行，写完把笔搁下，两只手在纸上按了按。
那天中午，这十九个字出了这栋楼。
先是走廊里。一个年轻人把本子摊在膝盖上，拿铅笔把这十九个字抄下来。他抄得慢，逗号抄丢了。旁边那个人看了看，伸手把本子转过去，也抄了一份。
到了晚上，抄的人多了。有人用圆珠笔，有人用钢笔，有人抄在收据背面，有人抄在课本的空页上。一撇一捺都不一样。有个人抄在烟盒上，抄完把烟盒拆开，压平了，夹进书里。
抄的人没有一个把字抄错。
这十九个字，说的时候不到一口气；一个人要走三十年，才走得出这十九个字。
这些范江海都不知道。
那时候他还站在庭上。
审判长把槌拿起来，又放下。
“坐下。”
他没坐。
他往旁听席上看。他看得慢，一排一排看过去。头一排那个穿灰夹克的老人，本子搁在膝上，没有翻开。第三排那件灰大衣，领子立着。再往后几排，坐着从外地赶来的，坐着几个穿旧棉袄的，手都搁在膝上。
“坐下。”审判长又说了一遍。
他没坐。他还在看。
这一排一排看过去，看的不是热闹。看的是一张一张的脸——这些脸，他早年在纸上全写成过数。
旁听席上有人低下了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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