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五年十二月，京郊，法庭。
公诉人把这一条记下。笔尖在纸上走，走得慢。庭里没人说话。暖气管里有水声，一下，一下。
“他本子上头一页写着一句话。”公诉人说，“前头念过了。”
“念过了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头一页：范哥对我好。最后一页：他还是我哥。”
“这两句话，你怎么答。”
“这两句不是写给我的。”他说，“是他自己留着的。我站在这儿，不答。”
“要是让你答。”
“那也答不了。”他说，“他把两句话写在一个本子上，中间隔了三十年。这三十年，是我欠他的那三十年。”
这两句一句在头、一句在尾，中间隔了三十年。隔在当间儿的那三十年，是他自己走过去的，一步一步，走到了今天这个庭上。
“一九六五年冬天，荒原上有人给了我半块窝头。”他说，“黑面的，硬的，我咬了半口。”
“这件事卷里有。”
“有。”他说，“那半块我留下来了。装在信封里，搁在抽屉里，放了二十来年。放了那么些年，我一直没弄明白我留它做什么。”
留下半块窝头，留了二十来年。说到底，那不是留吃的，那是留一个记号——他怕自己有一天忘了，自己这条命是从哪儿来的。
旁听席最后一排，有个人坐在那儿，两只手搁在膝盖上，没动。
“上礼拜这个庭上也坐过一个人。”他说，“她念账本，念到一半念不下去。她走的时候我叫了她一声。她没回头。”
“她该不该回头。”
“不该。”他说。
这一个“不该”，说得又快又实。他这个人，一辈子不肯让人替他心软。
“你家里那些账。”
“两本。”他说，“她记账分两本，二十年没让一个本子记两样事。替我签过名的单子有三张，她先签自己的。签完她在账本后头添了两个字。”
“哪两个字。”
“换的。”他说，“那两个字是她自己添的。我没让她添。”
那两个字添在本子后头，添得轻，分量却重。她心里头明白，她自己签下的每一笔，早年就全算成了一个“换”字。
“我这一生学会一件事：把欠的东西折成价。”他说，“折的时候，我又是债主，又是账房。折到最后，人就成了数。数我记得清，脸我想不起来。”
“你还有什么要陈述的。”
“还有一句。”
“说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你开头说过一句。”审判长说，“你说你这一生，从泥里来。”
“说过。”
“泥是什么。”
“泥是那口井。”他说，“井上的泥浆池，三天三夜，我十九岁，从里头爬上来过。爬上来的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不能一辈子站在这底下。”
“后来呢。”
“后来我上去了。”他说，“上去以后，我洗了三十年脚上的泥。洗到最后，我把人当泥。”
这话说完，庭里的空气都沉下去了。泥是踩在脚底下的，他洗了三十年，洗到后来，看人也成了踩脚底下的东西。
审判长没再问。庭里连翻纸的声音都没有了。
“我把兄弟送进了牢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把自己送上了台。”
“这两件事。”
“是一件事。”他说，“写在一张纸上。那张纸上签的是他的名字。”
审判长等了一会儿。
“陈述完了没有。”
“完了。”
“坐下。”
他坐下。他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。裤子上那两条缝早磨白了。
庭里静着。审判长把槌拿起来，没敲下去。
过了几秒，旁听席后头有人开始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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