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五年十二月，京郊，法庭。
“入卷。不念。”
审判长把那一页搁回卷里，压在底下。纸薄，边上毛着，字是铅笔写的。他压纸的时候用了两根手指，压了两下。
庭里没有人应声。公诉人低下头，把桌上那一沓纸磕齐，坐下。他把手搁在桌沿上，指尖跟桌沿齐着。
审判长朝被告席看了一眼。台子上那几本卷摞着，比桌上的茶杯高出一截，最上头那一本压着公诉人念过的那沓纸，纸边磕齐过。
辩护律师把一沓纸推过来。纸是新打的，四边齐，页脚有号，一共二十九页。边上用铅笔标了七八处，每一处前头画一个圈，圈里写着三个字：停一停。
“照这个说。”辩护律师说，“二十九页，念完四十分钟。头一段认罪，中间认事，末一段求个从宽。这是我熬了一个月的东西。”
范江海没有伸手。
两只手搁在桌沿底下，一动不动。人家熬了一个月的活儿，是给他留的一条活路。他心里头透亮：照着念，这半辈子就交给纸了；不念，还归他自己。
“我没有稿子。”
“稿子在这儿。”律师把纸往前推了半寸，“你拿着念。你不念，这庭上就只听他们念你。”
“我没有稿子。”
律师的手在纸上停了一会儿，收了回去。
“最后一句是你的机会。”他说，“你这三十年的账，就剩这一回能自己开口算。”
“我的话不用纸。”
“你听我把话说到底。”律师把眼镜往上推了推，“你手里有三样东西能用。”
“头一样，一九九二年那三张纸。签字的是你媳妇，不是你。三个名，三回手印，都是她一个人按的。这一条，卷里有。”
“是我让她签的。”
“第二样，一九九六年康小满到汉江，在门口等了一天，你没有见。见与不见，不犯法。”
“我没见他，是我不见。”
“第三样，严铁鹰那些本子。本子是他自己记的，字是他自己写的，你一个字没有动过。这一条，今天上午刚核过。”
“他记的事，都是我的事。”
这三样，一样一样，全都能替他把事往外挪一寸。挪出去一点，他就轻一分。他不挪。说一句“是我”，比说十句“不怪我”都省事——这道理他用了半辈子才吃透，今天用上了。
律师把纸翻到第三页，手指头在一行字底下划过去。
“你要是照这个说，末一段能落一句：认罪服法，请求从宽。”
“从宽是求来的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不求。”
“你不求，我替你求。”
“你替我求，我就不说这一句。”
“你不说这一句，后头那半辈子就是铁门。”
“铁门我认得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这半辈子进的门，都是别人给我开的。”
这话说得平，平得像说今天初几。可这句话后头，是三十年的门，一道一道，全不是他自己的手推开的。
律师把那一页按了按，没有按平。纸边上那个铅笔圈，圈得不太圆，尾巴挑出去一点。
“有一句我说在头里。”他说，“我做了三十一年律师。像你这样的，头一个。”
“哪一样。”
“别人到这一步，都想要话。”律师说，“你不想要话，你就是想要个地方把它说完。”
这一句说到了根上。他不是不想说，他是不许别人替他编排。三十年的账，一个字都不让旁人替他修。
范江海没有答这一句。他把那二十九页往桌里推了半寸，推得跟桌沿齐了，跟公诉人那一沓纸一样齐。
“有没有书面的。”审判长问。
“没有。”
“记上：被告人当庭表示不作书面陈述，口头陈述。”
书记员的笔在纸上走。他写得快，写到末一个字停了一下，把笔尖提起来，看了看被告席，又低下头去。
公诉人站起来。
“有一句要记上。”他说，“陈述是被告人的权利。照着纸念行，不照也行。有一条：不能提与本案无关的人。”
“我提的都是卷里的人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卷里的人都念过了。”公诉人说，“你要说的，是卷上没有的。”
“卷上没有的，我一个人记着。”
“你一个人记着的，法庭也要听。”
公诉人坐下。他把那沓纸往里挪了半寸，挪得跟桌沿齐了。
辩护律师把二十九页往回收，纸卡在桌沿上，头一页翻了过来，露出铅笔圈着的那三个字：停一停。
范江海看着那三个字。
“这上头有七八个圈。”他说，“圈的都不是我的话。”
“那是给你留的气口。”律师说，“人念到那儿得停一停，停了才有人听。”
“我不停。”
“你在上头签个字，证明你看过。”
“我没看过。”
“不看也得签。签了你才不吃亏。”
“要签的字，我家里有人替我签够了。”
这一句话，把三十年的家底全抖出来了。家里那些字，签的签、按的按，早有人替他签够了，也替他担够了。
律师看了他一会儿，把纸放在桌角，不再动。
审判长敲了一下槌，不重。
“站着说，还是坐下说。”
“我站着。”
“被告席上的人，坐着陈述。”
“上一场有个女的说完往外走，我从这儿站起来过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法警让我坐。今天我站着。”
审判长看了他几秒钟，把槌搁下。
“站着。”
范江海把两只手放在面前的铁杆上。铁杆上有一层旧漆，漆起了皮，一小片一小片往上卷。他的手指头并着，没有去碰那片翘起来的漆。
庭里等着。旁听席上没有声音。暖气管里响水，一下，一下。顶上四盏灯亮着两盏，靠门那盏的灯罩上落着灰，灰是干的，从来没擦过。
旁听席前排坐着几个上了岁数的人。有一个袖口磨破了，用线缝过，针脚是歪的。有一个把手从兜里拿出来，掌心上有一层黑，像是煤，又像是铁锈，他搓了两下，没搓掉。后排几个年轻人换了几回姿势，有一个掏出本子要记，被法警看了一眼，又收了回去。
最后一排靠墙那个位子上坐着一个人，两只手搁在膝上，从开庭到现在没有换过姿势。那边的灯照不着，看不出是谁。
庭里空座还有那么些，亮处也有那么些。为啥偏偏他坐在那一块？这一句，谁也没问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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