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五年十二月，京郊，法庭。
康平站在窗底下，一直没动。
他是康小满的儿子，昨天作过证。人瘦，颧骨高，一身洗得发白的夹克，袖口扣得齐。他手里抱着一个本子，外头裹着一张旧报纸，报纸折成四折，四个角压得平。
那四个角，不是随手一撸，是一个角一个角对着边压下去的。他爹一辈子办事就这个样，爹没了，儿子手里这点规矩还没散。
“范叔。”
“你爹的本子，法庭收走了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我知道。当庭念的那天我在。”康平说，“我抄了一份。”
他把报纸掀开。里头是一个作业本，皮上印着一朵红花，红已经发暗。本子抄得满，一页一页，字歪着，一行一行往下排，末一行挤到纸边上，拐回来接着写。
一页写到底，没地方落了，就挤到纸边上去，再拐回来接着写——一个字的空当都舍不得留。
“抄了多久。”
“四十多天。白天上班，晚上抄。”康平说，“抄到一千零三十七条。我爹自己数过两回，两个数不一样。我只一个数，抄完就是一千零三十七条。”
范江海没有伸手去接。
他为什么不伸手？他心里头门儿清：那不是一本本子，那是一千零三十七条，一条一条，全是一个人拿命换来的日子。他接不住。
“末一条写的什么。”
“他自己写的。”康平说，“就四个字：他还是我哥。”
走廊上有人从旁边过去，脚步响了一阵，又远了。窗玻璃上的霜花化了一点，往下淌了一道水。
“还有一句，我娘让我问的。”康平说，“一九七九年冬天，她托人送到省城的五十块钱，你收了没有。”
“收了。”
“收条留了多少年。”
“三十四年。”范江海说，“钱我没退，也没交。”
康平点了点头，把报纸重新裹上。四个角他照样压平，一边压一边说。
“我娘说，你要是说收了，她就放心了。”
“放心什么。”
“放心这世上还有一笔账是明着的。”康平说，“她说她怕的是你连这个也不认。”
这话说得轻，轻得像顺口问一句。可范江海心里头跟针扎了一下。
人家怕的不是他不还钱。钱欠着，那还是账；账不认了，人就不作数了。这笔理儿，他一辈子最清楚。
他说完抱着本子往门口走。走到门口，停了一下，没有回头。
“范叔，我爹等过你一天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天他到门口，手里两个窝头。”康平说，“他没舍得吃。”
门开了一下，又合上。
二十分钟到了。法警把他带回被告席。
书记员把今天的笔录推过来，摊开，笔搁在纸边上。纸上是今天上午的话，一句一行，记到末一行，底下留了半页白。
“被告人，签字。”
“等说完再签。”
“今天这份要签。”
“今天这份，我最后签。”
书记员抬头看了一眼审判长。审判长没有给话。那支笔搁在纸边上，帽没有扣，笔尖朝着纸。
范江海坐回椅子，两只手放在桌面上。桌面的漆磨掉一块，露出底下的白木头。
审判长把台子上的卷摞了摞，四边磕齐。他抬起头。
“检察机关陈述完毕。法庭问你一句。”
他没有翻卷，两只手按在卷上。
“被告人有无最后陈述。”
庭里静下来。旁听席上没有人动。暖气管里的水响了一下，停住。书记员把笔拿起来，笔尖离纸半寸。第一排那个灰夹克的老人把本子从膝上抬了抬，没有翻开。靠门站着的两个人往前挪了半步，鞋底在地板上蹭出一点声音。
辩护律师的手在桌角那一沓纸上停着。公诉人坐得直，两只手搁在桌沿上，指尖跟桌沿齐。窗外的雪早停了，窗玻璃上那道水流到一半，停住了。
满屋子人的眼睛，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。等了这么些年，等的就是他这一句话。
范江海把两只手从桌面上收回来，垂在身子两边。他看了一眼前面那几本卷，卷上头那一页薄纸还压着，露着一个角。
椅子腿在木地板上蹭了一声。短，闷。
这一辈子他站起来多少回，没有哪一回，是站起来跟自己算账的。
他站起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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