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五年十二月，京郊，法庭。
法警从旁边过来，把一个纸杯放在铁杆的横档上，倒了水。水是温的。范江海没有碰。那杯水搁在那儿，到散庭还是满的。
旁听席第一排，那个灰夹克的老人把本子从膝上拿起来。本子皮磨白了，四个角卷着，一根皮筋箍着，箍出两道印。他把皮筋褪下来，本子没有翻开，又箍了回去。他从兜里摸出一支铅笔，短，只剩一截，笔尖是削过的。他用指头碰了一下笔尖，把铅笔放回兜里。
老人叫江守正。这个案子他跟了十八年。一九九七年一月，件分到他手上，他在卷皮上签过两个日子。头一个日子是接手，后一个日子是二〇一三年冬天。那十八年里他换过三回本子，本子都编了号，一本一本码在柜子里。他今天来，坐在第一排，本子搁在膝上，一页也没有翻开。
十八年。人这一辈子，能干几件事？他把一件案子跟了十八年，从手上分来的那一天，跟到头发白了。这不是差事，这是一口气，人家憋着这口气，一直憋到今天。
范江海朝那一排看过去。老人把两只手搁在膝上，跟他对看了一眼，没有点头，也没有躲。
不点头，也不躲。这一眼里头的东西，两个人都门儿清：从前躲得起，今天躲不开了。
旁听席靠后坐着一批从北岭来的人。他们坐了两夜的车，鞋上、裤脚上都带着土，进门前拍过，没有拍净。有一个把一只手搭在旁边那个人的胳膊上，搭了很久，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。
两夜的车，坐过来，就为坐这一排椅子。土没拍净，也不要紧，他们本来就是从那片土里来的。
“说多长时间。”审判长问。
“这个也要写。”
“要写。笔录上得有。你站着说，记的人也得站着记。”
“我没算过。”
“你律师算过。”审判长说，“四十分钟。给你四十分钟。到了我叫停。”
“记着。”
书记员抬起头，看了看墙上的钟，把钟上的数写在纸上。他写那一横的时候拉长了些，把纸压出个坑。
审判长把卷合上，又打开。
“你亲笔材料最末那一行，是你自己写的。”
“是我写的。”
“念不念，法庭定。你要是想说，也可以说。”
“我写在那儿了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写在那儿的话，不用搬。”
写在纸上的话，一个字一个坑。搬一回，就浅一分。
“想清楚了。”
“想了三十年。”
三十年这三个字，他说得跟说“吃了饭”一样轻。可这一句里头的分量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：三十年，一天一天想过来的，不是坐在这儿现想。
法庭里静下来。旁听席上有人在椅子上挪了挪，椅子响了一声，就没有再响。
范江海把两只手从铁杆上收回来，垂在身子两边。他站得直，头抬起半寸。他手背上那几条白印子从虎口走到腕子，早平了，剩下一道线。
旁听席第三排有人把身子往前探了半寸，被旁边的人按住，按了回去。后排有人站起来看了一眼门，又坐下。书记员把笔扶正。法警站在门两边，没有动。辩护律师把笔帽扣上，扣了一半，停在那儿。
他开口了。
书记员的笔尖落在纸上，写下时刻。
桌角那二十九页还搁着，纸边压着，底下一张露出个角，角上有铅笔画的一个圈。铁杆横档上那杯水还是满的，水上头那点暖气吹动不了它。
他没有稿子。审判长给了他四十分钟。
他讲了七分钟。
四十分钟，他只用了七分钟。剩下那些，他没讲——不是没话，是那些话早长在那三十年里头，搬不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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