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五年五月，京郊，法庭。
“你怎么答。”
“我说还在。”柏向南说，“她听见了就走。饭盒没打开。一直没打开。”
一上午站下来，饭盒没打开，人就走了。
“那一篇之前，她还写过几回。”
“三回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一九八四年登过一篇，三百字。九十年代写过一份，也没登。二〇〇四年这一篇，压了十七天。”
“这个人后来到哪儿去了。”
“不在报馆了。”
“谁办的。”
“不归我管。”柏向南说，“我只知道那年秋天她那张桌子空了。校对室窗户朝西，窗台上原来搁一个铝饭盒，她走的时候拿走了。”
人走了，饭盒拿走了，桌子空了。
“被告人问过她没有。”
“问过一回。”
“什么时候。”
“二〇〇四年冬天。”柏向南说，“他从会议室出来，走到楼道口，站住，问了一句：那个人还在报馆没有。”
“你怎么答。”
“我说不在了。”
“他说了什么。”
“他说，哦。”柏向南说，“说完上楼了。楼道里那两级台阶，他一步迈上去的。”
问一句，听一个字，人就上楼了。
审判长转向被告席。
“被告人。”
“刚才的话你听见了。”
“听见了。”
“她算得对，这一句是不是你说的。”
“是我说的。”
“数是对的，稿子为什么不发。”
“我定的。”
数是对的，稿子不发。为什么，他一句也说不出来。
“你跟她说过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退稿子那几天，你想过她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
没有。这个字他答得也干，干得让人心里发凉。
“二〇〇四年冬天，你问过她还在不在报馆。”
“问过。”
“你为什么问。”
“稿子上的数是对的。”他说，“我想过让她回来。”
“后来呢。”
“后来没办。”
四个字，把一个人的后半辈子说完了。
他答得短。每一句落地都干，中间空不了一排字的工夫。书记员的笔跟着走，一行一行往下压。
答得越短，底下越沉。
“还有一件。”公诉人说。
他从卷里拿出一个布包。包是蓝布的，两头缝着棉线，缝了四道，线脚发白。他把包搁在台面上，没有打开。
“二〇一二年冬天，本案头一批线索进卷。”他说，“装在这个包里，送到门口。送的人不肯留名，信封上写了三个字：请收下。”
“包里是什么。”
“一九八一年的抄件七本。九十年代退回来的底稿。二〇〇四年那一篇的清样。还有一页复印件，右下角一个黑手印，五个指头，糊掉了半行字。”
“这些东西有什么相干。”
“相差二十年。”公诉人说，“一份也没有登出去。一份也没有扔。”
二十年，一套抄件，一堆底稿，一个不肯留名的人，把这么大一个纸包搁到了门口。
审判长往旁听席那边看了一眼。第二排靠过道，那个人坐着，本子在膝上，磨圆的角朝着过道。她没有抬头。
“今天到这里。”审判长说，“旁听席上那位，苏念。”
她站起来。本子抱在身前，两只手压着封皮。
“今天这一场，本庭准你旁听。”审判长说，“你手上有无材料，要当庭提交。”
法庭里等着。
她站着。两只手压在封皮上，指头没有挪。她没有开口。
“有，还是没有。”
她没有开口。第二排过道口，法警站着，没有催她。书记员的笔从纸上抬起来，悬着。被告席上，范江海两只手搁在膝上，掌心朝下，眼睛看着桌面。
等了一会儿，审判长把面前那沓纸合上。
“有材料，庭后交给法警。”
法警喊了一声退庭。旁听席上的人一排一排往外走，椅子响成一片。她坐在原来那一排，等人走空了大半才起来。法警把本子还她，又递过来一个登记簿。
“签个字。”
簿子一格一格的，前头几行是别人的名字。她把簿子搁在膝上，写了两格，把簿子还回去。法警看了一眼，合上了。
她把本子收进褂子兜，又拿出那支红笔，把笔帽拧上，拧到底。
门口那道帘子掀开，外面的光进来一块，落在过道的砖上。她走过被告席侧边，脚步没有停。走过他跟前的时候，头没有偏一下。
她一句话没说。
二十年里的那些纸，替她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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