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五年五月，京郊，法庭。
“下面这一页，不在日子上。”
公诉人从那一沓里抽出当中一页，两只手按住，转过来朝着法庭。那一页上没有日子，也没有地方，整页就是一个名，写了满纸，一行一行往下排，每一笔都对着上面那个字一点一点挪过去。
纸的背面鼓着，正面一道一道发亮。铅笔按得重，描到后头，笔尖把纸面压出了沟。四十七个名，头几个还散，越往下越挤，挤到最后一行，三个字叠在一处。
“这一页上有多少个字。”
“四十七个。”公诉人说，“四十七个都是被告人的名。”
法警把那一页托到被告席栏杆外头，托着，不往里递。
“被告人，你看这一页。”
“看见了。”
“什么字。”
“我的名。”
“谁写的。”
“他描的。”
“描了多少回。”
“四十七回。”
一个人拿铅笔描另一个人的名字，描了四十七遍。
“像不像。”
“差一笔。”
“差哪一笔。”
“末尾那一笔。”范江海说，“我的海字，三点水写完，里头那个每，最后一笔往上挑。他不挑，他往下拖。”
“这个字你什么时候看见的。”
“一九七九年。”
“看见了你做什么了。”
“什么也没做。”
“后来呢。”
“后来他描的那张单子进了卷。”他说，“他学我的字，是为了把事担过去。他不知道我看见过。”
人家替他担了三年，他在旁边站着，一声没吭。
审判长把那一页按住，停了几秒。
“这一页最下头还有一行小字。”他说，“念。”
公诉人念：“范哥的海字，末一笔往上挑。我学不来。”
“被告人，这一行也是他写的。”
“也是他写的。”
“他学不会的那一笔，今天在庭上念出来了。”
“念出来了。”
“二〇〇五年五月。在大院门口见着范哥。我说，江海，你把那口井看好。他没答。”
“被告人。那口井是哪一口。”
“碱滩上那一口。”
“他怎么会认得那一口井。”
“1964年冬天，我从池子里爬上来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他在岸上，给我递过一锹泥。那一年我十九。”
一个从池子里爬上来的人，一个在岸上递过去一锹泥的人。这一锹泥他记了五十年。
“这一页上他没写他递过锹。”
“他写在别处。”公诉人说，“二〇〇五年那一页底下有一行：那口井我认得。”
“他站在门口跟你说了这一句，你没有答。”
“没有答。”
“为什么不答。”
“那一口井，我早就不看了。”范江海说。
这句话说得轻。可人家到死记着的，就是那一口井。
“二〇一〇年五月。本子抄好了。要上火车。平儿把包袱收了，说路上没人照看。没去成。”
“五月十六。票压在枕头底下。硬座的，宁川到京城。”
票买了，人没去成。这张票就一直压在枕头底下。
“二〇一一年三月。手抖。写不成行，一行要写两回。”
手抖成那样，他还在写。
“二〇一一年四月廿八。平儿说，天暖了，领我去集上。我说，去。”
念到这儿，公诉人把十页并齐，四边磕了一下。
“念到四月廿八。”
“最后一页明天核原件。”审判长说。
“被告人。十页你都听见了。”
“听见了。”
“上头有没有写错的地方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一处也没有。”
“一处也没有。”
“念了这些，你有话没有。”
他抬起眼睛。看的是台面上那几张纸，不是人。
“他记的都对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都说完了。”
“说完了。”
他这一辈子看过的账没有数，可没有哪一本，是让他一个字也驳不回去的。
审判长把台面上那几张纸收拢，两只手压了一下。
“这些抄件留在卷里。”他说，“原件明天上午当庭出示。”
法警过来把纸收走，装袋。袋口压平，封条上写了一个号，写完又压了一道。一页纸上的四十七个名，就这么装进了一个袋子。
法庭里静了一阵。没有人起身，连翻纸的声音都没有。前排那个抱布口袋的老头把袋子往怀里挪了挪。
旁听席上有人在擦眼睛。先是前排，后来后排也有人抬起手来，在脸上抹了一下。前排靠边那个年轻人一直没有动，两只手压在膝盖上，手背上起着筋。法警往旁听席那边看了一眼，把头转回去。擦眼睛的是谁，庭上没有人说，卷上也没有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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