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五年五月,京郊,法庭。
第二天上午。槌还没有响,辩护人先站了起来。
“审判长,我反对。”
“说。”
“念一个死人的东西,被告人没法对。”辩护人说,“他答不了,也没有人替他答。念一句,落一句,落下来的都算他的。”
“这一份在卷。”
“在卷,请核笔迹。”辩护人说,“不必一句一句当庭念。”
“这一份不是核笔迹。”公诉人说,“写它的人死了,写下的字还在。他从一九八二年写到二〇一三年,一千零几十条。今天法庭只念十页。”
“哪十页。”
“跟本案对得上的十页。”公诉人说,“其余的在卷里存着。”
审判长把槌拿起来,敲了一下。
“宣读。”他说,“被告人,你听。”
“我听。”
旁听席是满的。前排坐着几个上了岁数的人,膝上搁着布口袋。
公诉人翻开第一页。纸是抄件,抄的人照着原件的行数往下抄,日子的位置照旧,一个字一个字对着挪。抄的人把原件的毛病也抄下来了:竖都往右歪。
“这十页是怎么挑的。”审判长问。
“按日子挑的。”公诉人说,“跟本案对得上的拢共四十多页,法庭取了十页。挑的时候没有删句子,一条整进整出。”
“一九八二年腊月十六,涝洼。到家了。雪大。娘在门口站着,鞋湿了。”
“腊月十七。娘煮了两个鸡蛋。我吃了。她没吃。”
“腊月廿八。范哥的车停在大队门口。我从车头前头走过去,没上车。车跟在后头,跟了三里地。我没回头。”
法庭里没有人出声。被告席上的人坐得直,两只手搁在膝上。
“被告人。”审判长说,“那一天你坐在车里。”
“在。”
“他走,车跟着。”
“跟着。”
“你看见他走的。”
“看见。”
“他写他没回头。”
“他没有回头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。”
“他走路肩膀往左斜。”范江海说,“三里地,我在车上看了一路。”
三里地,一个人在前头走,一辆车在后头跟着。谁也没有停。
“往下念。”
“一九八三年十一月。范哥捎来一件棉袄。旧的,袖口起了毛。我穿了三年,破了,补上,还留着。”
“一九八四年三月。平儿上学要交费。我拿不出,坐在门槛上坐到黑。范哥托人捎来五块。交完费剩两块,压在炕席底下。”
公诉人念完抬起头。
“那两块后来做什么用了。”
“本子上没写。”他说,“写到压在炕席底下,就断了。”
“一九八六年冬。去省城看范哥。进门先蹭鞋底,蹭了三下。他媳妇给我倒了一碗水,水是热的。我坐了一会儿就出来了。”
审判长朝被告席那边看。
“被告人。水是你媳妇倒的。”
“是。”
“他记着水是热的。”
“他记着。”
一碗热水,他记了三十年。
“一九九二年冬。娘病着,跟我说,一九七九年冬天她送过五十块钱到省城。她说钱是给范哥的,求他○看里头的人。条子是她请人写的,上头按了个手印。她说条子在范哥手里。我说,那就好。”
“这一条上有一个圈。”公诉人说,“不是圈,是字没有写出来。他认得六百来个字,写不出的时候就画一个圈,圈画得圆。十页上一共十一个圈。”
“被告人。这一条上的圈,是什么字。”
“照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是照。”
“他跟我说过。”
“他说过什么。”
“他说,范哥,往后我不写信了。”范江海说,“不会写的字太多。”
不会写的字太多。这话听着是省事,其实是认了——他想说的话,笔下写不出来。
念到这儿,公诉人把纸放在台面上。
“被告人。那张收条。”
“在他本子后头夹着。”范江海说,“夹了三十四年。”
“钱你用在哪儿了。”
“花了。”
“怎么花的。”
“吃了饭。”
“几个人。”
“记不得。”
“剩了多少。”
“记不得。”
“你记得住别人的日子。”审判长说,“这一件你记不得。”
被告席上的人没有答。
“一九九三年二月。娘走了。范哥随了二百。他家账上记的是二百。我这一页记的是三年。”
审判长把那几页往前推了推。
“被告人。你在他家账上随了二百。”
“是。”
“他这一页上记的是三年。”
“记的是三年。”
“二百块,他记了三年。”
“他记得对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四。到汉江。在门口站了一天。他忙。我回来了。”
“十月十六。两个窝头没舍得吃,带回来了。平儿吃了。他说好吃。”
审判长把那一页看了两遍。
“两个窝头是什么面的。”
“棒子面。”
“他站了一天,从早上站到天黑。”
“卷上写着。”
“他没舍得吃。”审判长说,“带回去给了孩子。那一天你在楼上。”
“在。”
“你知不知道他站在底下。”
“那天不知道。”
“什么时候知道的。”
“去年。”范江海说,“他儿子把本子送到门口。”
他在楼上,人家在楼下站了一天。这一天,他是去年才知道的。
“一九九七年秋。听人说,京里有人往上递材料,递的是范哥。我给他写了一封信,写了两页。写完压在炕席底下,没寄。”
“那封信后来呢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公诉人说,“本子上从这一条往下,再没有提过这封信。”
审判长朝被告席看。
“被告人。那一年有人往上递材料,你知道。”
“后来知道。”
“他给你写了信,没寄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要是寄了呢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一九九九年腊月廿九。平儿问我,范大爷还来不来。我说,他忙。”
“二〇〇二年腊月。范哥把我从四号井调到五号井。他说四号井的活儿轻。井上的风大,我把领子立起来。”
“二〇〇二年腊月十九。领平儿上食堂,打了两个菜。孩子说好吃。我说,是你范大爷给的。我没说单子是他签的。”
审判长开口。
“被告人。他写他忙。”
“写了。”
“那一天你忙不忙。”
“记不得。”
“他站在门口站了一天。他写的是他忙。”
“他写的是他忙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这一条上没有一个怨字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为什么没有。”
“他不愿意写别的。”范江海说,“他写别的,我心里还好受些。”
没有怨字的本子,比写满怨字的,压得人更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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