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在之前的证词里说过，他跟你说过他要往上走。”
“说过。”
“这句话跟本案有关系吗。”
“有。”她说，“你们问他。”
“我是在问你。”
“那我答。”她说，“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手上是三十一道口子。说完他就去抬管子了。他抬的是粗的那一头。”
手上烂成那样，还专挑粗的那一头扛。
“你怨他。”
“不怨。”
“你恨他。”
“我不恨他。”她说，“我恨的是那天我把窝头给了他。”
这一句落地，屋里静了。恨了五十年，到头来恨的不是这个人，是那一天自己伸出去的那只手。
“为什么。”
“我给了他半个，他记了三十年。”她说，“他记的不是窝头，是我给过他东西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他记着。”
“一九六八年冬天，他让人给我捎了一斤糖。”她说，“一斤糖，抵半个窝头。他是这么算的。”
一斤糖，抵半个窝头。这笔账他算了几十年，算得明明白白。
“你收了。”
“收了。”
“糖呢。”
“我给了同屋一个人，她刚生了孩子。”
“他知道不知道你给了人。”
“他今天听见了。”
审判长把身子转向被告席。
“被告人，证人这一段，你有无异议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再想一想。”
“不用想。”他说，“三十一道是真的。”
“那半个窝头，你记得吗。”
“记得。”
“你记得哪一样。”
“她那半个我吃了三口。”他说，“剩的一口后来干了，碎了。”
就剩一口，干了，碎了。碎在哪儿，他记到今天。
“碎在哪儿。”
“记不清了。”
他停了一下，又添了一句。
“她说她没吃，我不知道。”
这一句添得轻，可屋里的人都听见了——五十年前那半个窝头，是一个人饿着肚子给他的。
“证人，你听见了。”审判长说。
“听见了。”
“一九七六年八月，我在省城的楼道里见过他一回。”她说，“我问他，那口井的二十六个人，他拦没拦。他说他拦不了一句，他说他刚上来半年。”
“这一条你写在笔录里了。”
“写了。今天我再说一遍，一个字不改。那口井不该封。”
那口井不该封。这几十年，她一个字没改。
“后来呢。”
“后来我没求过他什么事。”
“一九九五年那份说明。”
“是我的字，我担了。”她说，“我不替他摘，我也不往他身上推。”
“你在那张纸上还写过一句。”
“写过。”
“念一遍。”
“他要是有话说，我听。他要是不说，我不问。”
审判长朝被告席那边转过去。
“被告人，你有话说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再想一想。”
“不想。”
她把脸转回台子上。
“那我也不问。”
审判长把面前那沓纸合上，又打开。
“还有话说没有。”
“有一句。”
“说。”
“我认识的范江海，死在一九七九年。”
法庭里没有人动。暖气管里响过去一阵水声，响过去就没了。审判长手里的笔停在纸上，停在那一行的当中。
这一句不是骂，也不是告，是给一个人定了死期——一九七九年以后的范江海，她从来没认过。
“你这一句是什么意思。”
“不用解释。”她说，“他听得懂。”
“写进笔录。”
“写。”
审判长把桌上那个袋子拿起来，递向法警。
“这一块纸，原件退给本人，复制件入卷。”
法警把纸从袋里取出来，隔着桌子递还给她。她接过去，折了两折，揣进兜里，手在兜口上按了一下。
“你留着它做什么。”审判长问。
“下回我还来。”
下回我还来。这五个字，比什么话都硬。
“一九七九年，你凭什么这么说。”
“那一年冬天我去过北边一趟。”她说，“那口井的井架拆了，剩四个水泥墩。我在那儿站了半个钟头。”
“那一年他做了什么。”
“你们卷里有。”
她走下证人席，走的是进来那一条道，走到门口没回头。
被告席上，他坐着没动，两只手搁在膝上，掌心朝下。
门口那道帘子掀了一下，进来一点风，帘子又落回去。书记员那里笔还在走，走完最后一行，他把笔搁下，两只手在纸边上压了压。法警过去把证人席上的话筒挪正，挪的时候碰了一下，话筒里响了一声。旁听席上有人站起来要往外走，被旁边的人拉住了，又坐下。
一块纸跟着人走了，一句话也落地了。剩下这一整屋子的空。
审判长桌上刚才搁过纸的那一块，空着，桌面上什么也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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