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五年四月底，京郊，法庭。
“姓名。”
“白雪樱。”
“哪一年生的。”
“一九四八。”
“职业。”
“退职。早先在省台做片子。”
“你跟被告人是什么关系。”
“没有关系。”她说，“我给他擦过手。”
“证人，只说你亲眼见的，别的话不说。”
“我亲眼见的，前年都写在纸上了。”她说，“今天你们要我说一遍，我就说一遍。”
“从哪儿说起。”
“从半个窝头说起。”
几十万几百万的账，她头一句却说半个窝头。
“你手里拿的是什么。”
“纸。”
“带进法庭的东西，先交上来。”
“等我说到那儿，我自己交。”
审判长看了她一眼，没再问。
“你今天是来做什么的。”
“来把我说过的话再说一遍。”她说，“纸上那些字是别人替我记的。今天我用我自己的嘴说。”
审判长点了下头。她两只胳膊搁在窄台子上，手垂在外边。旁听席从这头坐到那头，过道上还站着人，法警过去请了两回。
“一九六五年冬天，碱滩上。”
“碱滩在什么地方。”
“北边，出荒原往东四十里。那年冬天队里在碱滩上刨碱土，他在那儿抬管子。”
“你去碱滩做什么。”
“我跟着宣传队的车去的。他们去照相，我在车边上站着。”她说，“我看见他了。”
“那天碱滩上什么样。”
“碱滩上什么也没有。”她说，“风把碱土刮起来，落在舌头上是咸的。”
“他在那儿干了多久。”
“说不上。我在车边上站着，站了一顿饭的工夫。”
“那天是哪一天。”
“日子我说不上。”她说，“我记得那天有太阳，太阳是白的。”
“你看见他什么。”
“我看见他手上有布。白的，口罩布，缠了三道，三道都黑了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他手上有伤。”
“我给他解开的。”她说，“三十一道。”
“你数过。”
“数过。头一回数出来是二十七道，那在1964年冬天，三连的土屋里。”她说，“第二回是三十一道。这两回，他自己一回没提。”
审判长翻到那一页，两根手指压住。
“接着说窝头。”
“那天我怀里揣着一个窝头。糠掺的棒子面，二两。”她说，“我掰了一半给他。”
“他怎么收的。”
“他把一根管子的一头架在肩上，另一头让后头的人抬着。”她说，“他肩那块衣裳磨破了，露着棉花。他不收。他说他不饿。”
衣裳磨破露着棉花，手上三十一道，他说他不饿。
“那你怎么办。”
“我搁在他手背上。就搁在那三道布上。”她说，“我转身走了两步，他没叫我。”
“他没叫你，你怎么知道他吃了。”
“边上有人喊他。他先把管子那一头落了地，才低头看手背。”她说，“我又走了几步，绕到车那边回头看了一眼。”
“他吃了没有。”
“吃了。我回头看的时候，他站在那儿吃。三口。”
“三口。”
“他咬得小。”她说，“他先把窝头掰开看了一眼，看里头有没有砂子。看完了才吃。”
饿急了啥都往嘴里塞，就怕硌牙。那一眼，是饿出来的。
“另外半个呢。”
“我留着。”
“留着做什么。”
“我弟弟在家，那年他八岁。”
“你自己吃了没有。”
她把两只手搁在台子上。台子上的漆磨白了，露出底下的木头。
“没有。”
一个窝头掰两半，一半给外人，一半给弟弟，她空着肚子。
“头一回呢。”审判长问，“1964年冬天那一回。”
“那一回在三连的土屋。那半个是白面的。我搁在炕沿上，他不要。”她说，“第二天早上我又送过去一个，用布包着，隔着三个人扔给他。他收了。”
“头一回你为什么给他。”
“他在泥浆池里泡了三天，从池子里出来的时候，指甲缝里都是泥。”她说，“队上没人给他上药。我那些天在队部帮着做饭。”
“1964年那半个，你是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。”
“我那天吃过了。”她说。
“被告人，这一个你吃了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哪儿去了。”
“搁在墙头上。”
“为什么搁墙头上。”
“屋里十来个人看着。”他说，“搁在墙头上，谁路过谁拿。”
“谁拿了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第二天早上没了。雪地上有一行小脚印，一直走到大院门口。”
法庭里静了一会儿。审判长手里的笔没有落下去。
脚印是谁的，他到今天不知道；可他记了五十年。
“你记得那行脚印。”
“记得。”
“脚印是谁的，你不知道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脚印小。”
旁听席上那一片人的眼睛都跟着转到被告席上。被告席上的人把话说完了，嘴闭上，肩膀没有动。最后一排有个人低下头，拿手背抹了一下脸。
“那半个窝头你用什么包的。”审判长问。
“一张纸。从纸袋子上撕下来的一块。”她说，“我折成三角，压在怀里。”
“那张纸呢。”
“在我这儿。”
“交上来。”
她把手心里那样东西摊在台子上。一块纸，黄了，边上起了毛，折过的地方裂了口。纸当中有一个印子，圆的，缺了一角，深的地方发暗，浅的地方发黄。印子的大小跟半个窝头一样。
四十九年，为的就是这半个窝头的印子。
法警戴着手套把纸接过去，装进一个透明袋子，搁到审判长桌上。
“这个印子是什么。”
“那半个窝头压出来的。纸裹着它，走了一路，油渗进去了。”
“你揣了多远。”
“从碱滩揣回队上。后来一直搁着。”
“搁了多少年。”
“四十九年。”
旁听席上有人吸了一下鼻子。公诉人低下头去翻卷，翻了两页没翻过去。
辩护人站起来。
“证人，这一块纸能证明什么。”
“证明那半个窝头有多小。”她说，“你们量一量。”
辩护人没接着问。他坐下了，手在纸上按了一下，按出一道折。
公诉人接着问。
“你说他记的是你给过他东西。这一句有凭据没有。”
“有。”她说，“一九九一年，他半夜给我打过一个电话。电话里头他没说几句话。他要找一个人，一个还认得他的人。”
“你说了什么。”
“我让他往后别打。”
“后来他打了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
她说了一句别打，他就再没打过。这一句，她记了二十四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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