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诉人站起来。
“审判长，被告人当庭说都是我。请法庭把这个态度记进笔录。”
审判长把笔拿起来。
“记。”他说，“记他的话，不记他的意思。”
记话，不记意思。这一句话，把满屋子的分量定住了。
公诉人站在那儿，等下半句。
“被告人认下的，法庭记下。被告人没认下的，法庭也要查。”审判长说，“这个案子不靠一句话定，也不靠他一个人点头定。他认，法庭要查；他不认，法庭也要查。”
“明白。”公诉人说。
“被告人。”审判长把身子往被告席那边转了半寸，“刚才这几句，你听清了。”
“听清了。”
“法庭不认你那句都是我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还要不要再说一遍。”
“要说。”他说，“哪一件都是真的。”
“真假不由你说。”审判长说。
法庭里没有人接这一句。
他说的话不假，可这话是谁说，分量不一样。真假不由他定，这是法庭的规矩。
过道那头，一个女的站起来了。她一直坐在过道边上一张折椅上，五十多岁，头发里有白的，怀里抱着一个布包，包上压着两只手。
“我不是喊的。”她说。
审判长看着她。
“你说。”
“我叫什么不重要。”她说，“我爱人叫姚树成，采油工。他在会上举过一回手。”
被告席那边的人抬起了头。
“后来他没了。我没地方问。”她说，“我上你们那儿去过两回。头一回我在传达室里坐了一天，坐到天黑。第二回我带了个孩子。”
“孩子多大。”
“四岁。”她说，“他穿的是他哥的鞋。鞋大，我在鞋里头塞了一块布。”
鞋太大，往里头塞一块布。就这一块布，屋里好几个人的头低下去了。
被告席上的人把两只手从栏板上收回去，搁在膝盖上。
“那天是腊月。”他说，“外头下雪。孩子手里攥着一个冻柿子，攥了一路，没舍得吃。”
法庭里有人低下头去。那个女的没哭，她把布包往怀里搂了搂。
这个日子他记着。一个四岁的孩子，手里攥着一个冻柿子，攥了一路，舍不得咬一口。
“你记得。”
“记得。”
“你记得有什么用。”
“没用。”他说。
没用。这两个字答得干脆，也答得最狠。
她把脸转回来，坐下去。她坐得很直，两只手压在布包上，压得指节发白。
后头几排跟着就乱了。
有人站起来，有人往过道里走，有人把手里一张纸举起来，举给前头的人看。门口那边有个老太太喊了一声谁的名字，喊了半截。法警过去四个，站在过道口，把人往后拦。
被告席上的范江海坐直了。他没往旁听席看，他看着审判台。
“肃静。”审判长说。
底下没静。
“肃静。”
还有人往外走。门那边挤住了两个。法警把门开大了一扇，风从走廊里进来，卷起证人席上压话筒的那条白纸的一个角。
“坐下。”审判长说，“不坐的，法警请出去。”
他抬起右手，伸到桌子右边。那只槌子在那儿搁了整整一天。上午念账本的时候它搁着，妹妹说话的时候它搁着，那三个字说完的时候它还在那儿搁着。
一整天，这只槌子一动没动。屋里吵成那样，它没动；一个女人念着账哭成那样，它没动。
他把它拿起来。槌头举到半空，停了一下。
然后落下去。
桌子响了一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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