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几个零头他记得。他前年在审讯室里报过一遍：六毛的工钱，三十二块五的月工资，八十七块的一张票，四十六块的一顿饭，二十块退回来的，三块七的输血钱。他报的时候说，大账没有数，零头我记着。
他记得的那些，她本子上一个不少。她记的比他早。
他记的是一个数，她记的是一个日子、一个人、一个家里过不去的坎。
起诉书上他的名字出现了一百七十三次。他数过。
一百七十三次。纸上这个名字压得人喘不上气。
她的本子上，一个也没有。
一个也没有。四十年，几十个“他”字，就是没有这三个字。
“被告人。”审判长看着他，“我再问一遍。你站起来，为的什么。”
他站在那儿，两只手搁在栏板上。
“她走的时候，我没起来。”
“这不是回答。”
“这是回答。”他说。
他把眼睛从桌子那头收回来，看着审判台。
“她跟我过了四十八年。饭是她做的，我坐着吃。她替我签过多少回字，我记不清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法庭里静得能听见书记员的笔在纸上走。
这一句他没敢说快。饭是她做的，他坐着吃——四十八年，就这一句，把两口子的日子说透了。
“今天她在那儿站着。我坐着。”
“她走，我站一会儿。”
书记员的手停了半秒，又动起来。一个字没漏。
旁听席后排有人咳嗽，咳了半声，咽回去了。
辩护人在他背后低声说了一句。
“这一句，往后要写进笔录里。”
“写。”
“你要不要再想想。”
“不想了。”
公诉人那一边有人把纸翻了一下，翻得很轻。
审判长抬起眼睛看了一眼墙上的钟。钟是圆的，白的，挂得高。指针走到哪一格，他也没看清。
“被告人。”审判长说，“法庭给你机会。你有话，现在说，法庭听。”
他没开口。
他在看桌角那两个封套。封套上的纸条翘着一个角，纸条底下的字压在塑料里，隔着一层，看不清深浅。
“说。”
“我没有话了。”他说，“今天上午她讲的，都是真的。”
“就这一句。”
“就这一句。”
“别的呢。”
“别的在她的本子上。”他说，“本子上记得比我全。”
本子上记得比他全。这一句，他认了。四十八年，家里那些事他一件没记，全在那个女人手里，一笔一笔，连一笔八毛都在。
审判长把笔拿起来，在纸上写了一行。写得不长。写完他把笔搁下，抬起头。
“被告人，坐下。”
法庭里没有一个人动。
他没坐。
门那边是走廊。走廊尽头是楼梯。她走的是那一边。门还合着。他往那扇门看了一眼，把眼睛收回来。
“坐下。”审判长又说了一遍。
他站着没动。
窗子开得高，光从上头下来，落在桌角那两个封套上。封套上贴的纸条一半亮，一半暗。
法警从门那边走过来。个子不高，肩膀宽，两只手垂在身前。他走到被告席外头，站住，隔着那道栏板看着范江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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