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接着念。念到后头，翻页的手停了一下。
“一九九八年秋，白雪樱。”
“这个人是谁。”公诉人问。
“他念过这个名字。”她说，“那一年他在门口站了半宿。我给他倒了一杯水，他没喝。那一行的日子他念了两遍。”
门口站半宿，水没喝，一个日子念了两遍。这两遍念下去，她心里就知道，这一天出的事不小。
“那一年她做了什么。”
“她替他把一封信拦下来了。”公诉人说，“信上有他的名字。”
被告席上的人没有抬头。
“被告人，这一行你有无异议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一九九九年，齐广志。”
“这一行后头有一个字。”公诉人说。
“有。”她说，“我添的。”
“添的什么。”
“错。”
“为什么添这一个字。”
“那一年他收回来一副挽联。”她说，“捆着，麻绳。人家说字写错了一个，让他自己去拿。他没去。”
“错在哪一个字。”
她没答。她看了被告席一眼。
“被告人。”审判长说，“这个字是谁的错。”
“是我的。”他说，“字是我写的。错在哪儿，我到今天不知道。”
“挽联在哪儿。”
“在我柜子背后。”他说，“捆着，没动过。”
一句挽联上的错字，人家退回来了，他不去拿。麻绳捆着，在他柜子背后搁了十几年——他知道错在哪儿，就是不说。
“二〇〇四年冬，沈怀山。”她接着往下念。
“这一行底下有字没有。”公诉人问。
“有。”她说，“两个字：拉走。”
“什么拉走。”
“他那一屋的书。”她说，“拉到废纸站去了。我说，书是好的。他说，好的也拉走了。”
“本子上的日子是谁写的。”
“他念的。”她说，“念完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，没坐下就走了。”
书是好的，人也埋了，屋子空着——好的也拉走。他念完这个日子，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，没坐下就走了。
审判长看被告席。
“被告人，有无异议。”
“没有。”他说，“书是我让人拉的。人埋了，屋子空着，那些书没处放。”
“一九九九年三月，韩守成。”她说，“二〇〇〇年九月十六，免。”
“这一行有两个日子。”
“两个。”她说，“头一个是他把人挑上来的日子，第二个是免的日子。”
“那一个字谁写的。”
“我写的。”她说，“添的时候手生，写歪了。”
“他多大。”
“三十五。”
“家里有谁。”
“媳妇，一个孩子，上小学。”
“你见过他。”
“见过两回。”她说，“头一回他跟着他哥来家里吃饭，坐在桌角，话不多。第二回他自己来的，站在门口，钥匙交了。”
“走的时候他说了什么。”
“没说什么。”她说，“他的鞋摆得很正，摆在门口，鞋尖朝外。”
鞋尖朝外。人不说话，鞋替他讲了：这是要走的，不回来了。
审判长把纸压了压。
“证人，你记这些名字做什么。”
她把铅笔从手心里挪到指头上，捏了一下。
“他晚上回来不说话的时候，我就把本子翻出来，从头看一遍。”她说，“看一遍，我就知道他今天为什么不说话。”
这一句说出来，屋里人心里头都跟针扎了一下。二十年，她一句话没问过，就靠一本本子，一个人一个人地看——看到最后，他哪天不说话、为什么不说话，她全知道。
法庭里静下来。书记员的笔在纸上走，走到这一句，停了一下。
“末一本后头还有一行。”公诉人说。
她翻到最后那两页。那两页没有格子，一行一行往下走。她念了日子。
“二〇〇六年冬。”
“名字那一格呢。”审判长问。
“一个字。”她说，“一撇，一竖。”
“什么字。”
“单立人。”她说，“底下停住了。”
一撇一竖，底下停住。二十年的名字，她一个没落下；就剩这一行，她写不下去。
审判长看了那一格很久。他让法警把本子端到被告席外头，托着。被告席上的人低头看了。他没伸手接。
“被告人，你看清了。”
“看清了。”
“这一行你有没有说的。”
他没说话。他把两只手从栏板上拿下去，搁在膝盖上，掌心朝下。
“证人。”审判长说，“这一行念完。”
“我不念。”
“为什么不念。”
她把铁盒拉过来，掀开盖，把那支套着竹管的铅笔搁进去，合上盖，从兜里摸出钥匙，锁上。锁扣响了一声。钥匙揣回兜里。
“这一行的名字，我写不下去。”她说。
“写不下去，为什么还留着。”
“留着，”她说，“是怕我哪一天把它忘了。”
怕忘了，又下不去笔。这一行就搁在那儿，一撇一竖，后头空着，二十年都没落下来。
审判长看着她。他没有再问。他把身子转回审判台，把笔拿起来，在纸上写了一行。写完把笔搁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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