审判长把身子转向被告席。
“被告人，这一笔你认不认。”
“认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钱是她拿出来的，账是我补上的。”他说，“补上了，那件事就压下了。”
“你后来还过她吗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她说她什么都不要。”他说，“这句话是她自己说的。”
钱是她从嘴里抠出来的，窟窿是他补上的，这一笔往后二十年，谁也没再提。
证人席上的人没有抬头。她把本子往上抬了一寸，接着念。
“出，煤，三百斤，两块一。”
公诉人那边把纸翻过去一页。
那天上午的庭，多半时间是她的声音。她一本一本往下念。念到第三本的时候，嗓子哑了一次，她停下来喝了一口水，接着念。念到第五本，法警把台子角上那杯凉水换了一回。
“你这些本子上，最大的数是多少。”公诉人问。
“二十七块五。”她说，“一九七一年，买了一口锅。”
“他拿过家里的钱没有。”
“拿过。”
“怎么记的。”
“记一个‘他’字。”
“为什么不记名字。”
“记了名字，这本子就成了别人的账。”她说，“记一个他，是我自己的账。”
就写一个“他”字。他叫什么，她心里头门儿清；写个他字，这账就只是她一个人的事。
公诉人让她念。
她念：“他，五块。”
翻过去两页。
“他，八毛。”
八毛也记。八毛钱也是这个家的一笔，也得落在这纸上。
她翻过去几页，翻到中间。
“一九七九年三月，宁川，三年。”
“这一行没有钱。”公诉人说。
“没有。”
“记的是什么。”
“小满。”她说，“那年三月他进去的。三年。”
“你为什么要记这一行。”
“他是替我男人进去的。”她说，“这一行我得记。”
这一行没有钱，可这一行比哪一行都重。人家替她男人进去三年，她把这一行记在本子上，一辈子记着。
审判长往被告席那边看过去。
“被告人，这一行你有无异议。”
“那一行是她写的。”他说，“我不动她的本子。”
法庭里静了几秒。公诉人把本子那一页的号记在纸上。
“这个盒子里装过什么。”审判长问。
“装过本子。”
“本子呢。”
“都在桌上。”
“盒子为什么还带来。”
“本子是我记的。”她说，“盒子也是我的。”
“里头怎么只剩一支铅笔。”
“铅笔是我使的。”她说，“削到剩两寸，握不住，套了一截竹管。”
削到剩两寸的铅笔，套一截竹管，接着使。这盒子空了，笔还在——本子被收走了，她手里就剩这一支笔。
“盒子搁在家里什么地方。”
“柜子最里头。”
“锁着的。”
“锁着的。”她说，“钥匙一直在我兜里。”
“别的呢。”
“没了。”
她把盒盖合上，从兜里摸出一把钥匙，把盒子锁上，钥匙揣回兜里。锁扣响了一声。
“证人。”审判长说，“你还有没有要跟法庭说的。”
“有。”
“说。”
她把铁盒往台子左边挪了挪。她抬起头，看的不是审判台，是长桌上那一摞本子。
“本子后头还有一栏。”
“哪一本。”
“末一本。”她说，“前头是钱，后头是名字，一个名字跟一个日子。”
“这一栏我们没有问过。”公诉人说。
“没人问过。”
“从哪一年记起。”
“一九八六年。”
“记到哪一年。”
“记到末一本。”
“二十年。”审判长说。
“二十年。”她说。
“这一栏里有多少人。”
“我不数人。”她说。
数人，一个一个都是活人，都带着日子；数本子，摊在桌上是纸。
审判长把末一本翻到后头，让法警送过去。法警把本子搁在证人席的台子上，翻到没有格子的那几页，往她那边推了推。本子在台子上斜了一点，那两页朝着被告席。
那两页上没有格子，一行一行往下走，写得比前头松。最末一行上日子写了，名字那一格只有一撇一竖，是个单立人，底下停住了，纸上留着一截浅的铅笔印。
一撇，一竖，就一个单立人。那个字她起了个头，底下那一笔，二十年没落下去。
被告席上的人看见了那一格。他把两只手从栏板上拿下来。
证人席上的人把本子按住。她低下头，看了很久。看完，她从那一页上抬起头，往被告席那边看了一眼。只一眼，就转回来。
“这一栏记的是什么账。”审判长问。
“二十年，我记的账。”她说。
“念。”
她把那支铅笔从铁盒里拿出来。铅笔短，她套着那截竹管，捏在手心里。她把铅笔搁在那一页上，压住纸角，笔尖朝里。
“我念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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