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一九七九年三月，你去过宁川吗。”
“去过。”
“去干什么。”
“看我哥。”
“那一年宁川的仓库出了一件事。”公诉人说，“有人顶下来了，判三年。”
“知道。”
“那个人叫什么。”
“康小满。”证人席上的人说，“我认得他。他给我哥送过花生。他进我们家门先蹭鞋底，蹭三下。”
蹭三下。去人家家里，脚底下那点土都不敢带进去，人小心的就是这份小心。
“你去宁川那天，跟你哥说了什么。”
“我说，哥，缺不缺钱。”
“他说什么。”
“他说不缺。”
“你接着说了一句。”
证人席上的人把嘴合上。他合了一会儿，才开口。
“我说，哥，我什么都没听说。”
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”
“意思是我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我知道那件事是谁的事，我也知道我哥要什么。我说我什么都没听说，他就不用再想怎么跟我说了。”
兄弟俩，一句话谁也没挑明。挑明了，就得有人扛；不挑明，还能坐下来吃顿饭。
“你哥听出来了吗。”
“他听出来了。”证人席上的人说，“那天晚上他留我吃饭。桌上一盘白菜，一盘咸菜。他把那盘白菜往我这边推了一次。就这么一次。”
他抬起手，在脸的一侧抹了一下，手放下来，抹过的地方红了。
一盘白菜，推了一次。就这一下，比说一屋子话都重。
“这本练习簿，认一下。”
法警把一册本子拿上来。小学生用的，封皮上印着一朵花，花被磨掉了一半。本子翻开，前面一页一页都是数字，字竖着，往右歪。
“我的字。”
“最后一页。”
“最后一页是三个字。”
“念。”
他没念。他低头看着那一页。那一页上墨色比别的页都重，笔画把纸背顶起来了。
“范江海。”
“什么时候写的。”
“填不动的时候。”他说，“后面还有别人签的字。我看了那些字，就想着得先写一个写不下去的。我写了他，人家就不催了。”
写不下去的时候，拿他哥的名字顶上去。为啥管用？因为后头的人一看这三个字，就不好再往下催了。
“你哥的名字，你写过几回。”
“就这一回。”
“写的时候想了什么。”
“想他要是骂我一句就好了。”证人席上的人说，“他骂我一句，这事就有一半是他的。他一辈子没骂过我。他抽过我一个耳光。”
骂一句，就是想拉他一块儿担。可他一辈子没骂过，只抽过一个耳光。
“哪一年。”
“二〇一〇年。”他说，“腊月二十六。”
“抽在哪儿。”
“这儿。”他抬手在自己左脸上按了一下，“那天眼镜飞出去，掉在地上，镜片没碎。我蹲下去捡起来，这条腿从那天起就是歪的。我没换。”
一个耳光，眼镜飞出去，镜片没碎。他蹲下去捡，从那天起腿就歪了。歪了这么多年，没换——这条腿是他自己留着的，留到今天，留到这间屋里。
法庭里有人低低地咳了一声。公诉人停了两秒，才往下问。
“这本子烧了吗。”
“烧了。”
“什么时候。”
“前年秋天。”他说，“我哥出事以前。我在院子里烧的，一张一张地撕，一张一张地扔。”
“在哪儿烧的。”
“院子当中。院里有棵树。那棵树底下有一块砖，我坐在砖上烧的。”
前年秋天，坐在砖上，守着火一张一张撕。撕的是纸，烧下去的是他哥那些年的日子。
公诉人把手里那张纸往上一提。
“这个本子在卷里。”
证人席上的人抬起头。
“那我烧的是另一本。”
一句话，把屋里人的心都提了起来。卷里躺着的是那本，他手里烧掉的是另一本——那另一本上，写的是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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