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一九八四年二月,这一行一百二。”公诉人说,“后头那个字变了。”
“变了。”
“谁写的。”
“我。”
“为什么变。”
“那一年我手里有了。”
“欠和给差在哪儿。”
“欠是要还的。”他说,“给是不用还的。”
一个字,差着一个人的心气。欠,是自己抬不起头;给,是能挺直了腰。
“这一本上,你哥的名字出现过多回。”
“十几回。”
“后头呢。”
“少。”他说,“后头写的都是给。”
“一九七八年十块,一九八二年四十二。”公诉人说,“一九八三年往后,这一栏空了三年。”
“那三年我手里没有。”
“没有就不记。”
“没有就不记。”
“这三年你反倒不欠了。”
“账面是平的。”他说,“人不是。”
这一句说得透。纸面上三年一笔没落,干干净净;可这三年他手里一个钱没有,人抬不起头来,那三年比记着欠字还难熬。
“一九九九年冬天,这一页上有一行。”
“我不写哥的数。”
“什么意思。”
“就是那几个字的意思。”
“写了他的数会怎么样。”
“写了他的数,他就成了一笔数。”他说,“他是我哥,不是一笔数。”
亲兄弟,不能拿钱算。钱一算清,人就成了一张纸上的数。
“这一句是你自己写的。”
“我自己写的。”
“他给你的,你记欠。”公诉人说,“你给他的,你记给。这一本上没有一处写他欠你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为什么没有。”
“他欠人的,他自己心里记。”他说,“他不写在纸上。”
被告席上的人把手指往回收了半寸。他没有抬头。
这半寸收得没人看见,可屋里但凡心里头透亮的,都知道这一下是什么。
“最后那一页。”公诉人说。
法警把本子翻到最后。纸比前头脆,翻的时候响了一声。页面上有一行黑,底下压着纸的毛,右边破了一小块,划痕过了纸背。
“这一行原来有字。”
“有。”
“谁划的。”
“我。”
“用什么划的。”
“笔。”他说,“笔尖破了纸。”
这一行划得太重了,黑透了纸背。人划东西划到这份上,不是嫌它碍眼,是恨它。
“写的是什么。”
证人席上的人没有答。他把两只手从栏杆上拿下来,贴在裤缝上。
“证人。”审判长说,“回答问题。”
“那一行不是供词。”他说,“那一行是我给自己写的。”
“法庭问的是那几个字。”
“我忘了。”
“划得那么重,你忘了。”
“划的时候记着。”他说,“划完就忘了。”
“这一行的头还在。”公诉人说,“是个哥字。”
证人席上的人看着那一页,没有开口。
一个“哥”字还在,后头的字全划烂了。他划的是后头那几个字,划不掉的,是头里那个字。
审判长看了他几秒。
“这一问证人不答,记上。”他说。
“翻回去一页。”公诉人说,“这一页边上有一个名字。”
“严铁鹰。”
“后头一句。”
“刀,会反。”
“哪一年写的。”
“一九八六年。”
“为什么写他。”
证人席上的人抬了一下头,往被告席那边看了一眼,很快收回来。
“他是我哥手里最快的一把刀。”他说,“刀快,就得想着它会反。”
“你跟你哥说过吗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为什么不说。”
“说了他不信。”他说,“他那个人,只信自己看准的。”
一九八六年写的四个字,二十多年过去,一个字一个字都对上了。
“今天上午他在这间屋里。”
“我看见了。”
“他说他没学到硬。”
证人席上的人没有接这一句。
被告席上的人没有动。
“最后一个问题。”公诉人说,“一九九〇年九月,这一页上有一笔八百,后头没有名。”
“有。”
“这一笔是谁收的。”
证人席上的人没有马上答。
被告席上的人开口了。这是他今天头一回开口。
“这一笔是我收的。”
法庭里静住。公诉人转过身,把手里的纸放低了一些。
“你替证人答这一句。”
“我替他答这一句。”他说,“他写这一行的时候,我在旁边坐着。八百是我拿的。”
“这一句你在审查的时候说过。”
“说过。”
“今天为什么再说一遍。”
被告席上的人把两只手从桌面上拿开,搁在膝盖上。
“这一笔挂在他名下,就是他的事。”他说。
“就为这个。”
“他今天站在这儿。”他说。
八百块,搁在自己身上,是一笔;搁在弟弟身上,是一条罪。他这一天什么都认了,也不差这一条,可弟弟还站在那儿。
“你哥替你答了这一句。”审判长说,“你要不要改。”
“不改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他说的是实话。”证人席上的人说,“那一笔的钱,我一分没见着。”
审判长那边停了一下。
“被告人补的这一句,记上。”他说,“证人有无补充。”
证人席上的人站着。他把嘴张开了一点,又合上。
“证人有话要说没有。”审判长问。
证人席上的人看着被告席。被告席上的人也在这时候抬起了头。
两个人隔着七八步,看着对方的脸。
谁也没有说话。
这一眼顶了一辈子的话。中间隔着七八步、两个法警、一张书记员的桌子,一句话也递不过去。
审判长等了一会儿,看了一眼前面那块表。
“今天到这儿。”他说,“休庭。”
法警的手搭上证人的胳膊。他跟着往门口走,走了三四步,脚步一高一低。他没有回头。
不回头,是因为一回头,那两条腿就迈不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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