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一九九九年五月四号,你去过汉江。”公诉人换了第二本材料。
“去过。”
“谁让你去的。”
“他。”
“他怎么说。”
“他说,去一趟汉江,当天回。”
“还有呢。”
“他说,别进院。”严铁鹰说,“人在门口等。出来一个,记一个。”
“这些话你写在本子上了吗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一句没写。”
“一句没写。”
“二十二年,你怎么记住的。”
“躺下过一遍。”严铁鹰说,“睡不着的时候,从前往后过。像数钱。”
“今天你能背到哪儿。”
“背到底。”
“为什么一个字不错。”
“错一个字,就是我说的了。”严铁鹰说,“他的话,我不改。”
一天一天地过,跟数钱一样。钱数错了,是自己的;话记错了,就成了他的话。
“被告人,这些话你说过没有。”
“说过。”
“一句不错。”
“一句不错。”
“他记的时候你在哪儿。”
“我对面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你让他记了吗。”
“我没让他记。我也没让他忘。”
“那天他回来,几点。”
“晚上十点。”严铁鹰说,“我上楼回的话。”
“你怎么说的。”
“我说,出来一个,记一个。”
“他说什么。”
“他说,知道了。”
“就这两个字。”
“就这两个字。”
公诉人把那一页压下去,没有再问。
“证人,你跟了他二十二年。”辩护人站起来,“你在家里提过他吗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儿子知道你在他手底下做事吗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你跟他开过口没有。”
“开过一回。”
“哪一回。”
“一九九七年。”严铁鹰说,“我儿的学费不够。”
“你在哪儿说的。”
“他家楼下。”严铁鹰说,“我站着说的,没上楼。”
“站了多久。”
“二十分钟。”
“你为什么不上去。”
“上去就得说更多的话。”
二十分钟,楼下,学费的事一个字没求出口。为啥不上楼?因为一上了那两道台阶,说的就不是学费了,是人情;人情一开口,这二十二年就白站了。
“他在哪儿。”
“楼上,窗户开着一半。”
“他说什么。”
“他说,按规矩办。”
“你怎么做的。”
“我照规矩办。”严铁鹰说,“那年我儿的学费,我自己凑的。”
“这一句你记到今天。”
“记着。”
“你娘呢。”
严铁鹰把两只手从栏杆上拿下来,搁在膝盖上。
“去年腊月走的。”
“她跟你说话了吗。”
“说了一句。”他说,“她问,你哥咋不来。”
“你怎么答的。”
“我说他忙。”
旁听席上有一点动静,很快就没了。审判长没有敲槌。
老人到走都惦记着这一句。他就答了两个字:他忙。这两个字答得利索,可老人要的不是这两个字,她想见的是那个能坐下来吃饭的人。
“你娘见过他。”
“见过一回。”严铁鹰说,“二〇一〇年三伏天,他到村里去过。站在院里,没进屋。”
“那天你在哪儿。”
“我在城里。”他说,“我在那个招待所里。”
那一回,一个站在院里,一个在城里;院里那个没进屋,城里那个没回来。说到底,一个不愿进去,一个不在跟前,这一面就这么过去了。
“被告人有无发问。”
“有两句。”
“你问。”
“钥匙哪一把。”
“抽屉那一把。”
“抽屉里那一卷东西,你没拿走。”
“没拿。”
“为什么不拿。”
“那一卷不是我的。”严铁鹰说,“我没打开过。”
“第二句。”范江海说,“那张纸你摊在我桌上的时候,手印冲哪一边。”
“冲您。”
“那三个手印,你看过几回。”
“一回。”
“就一回。”
“一回够了。”严铁鹰说,“我认得那三个印子。”
“你为什么不反过来搁。”
“反过来搁,您就看不见了。”严铁鹰说,“我就是要让您看见。”
“我看见了。”
“您只说了一句。”
“那一句是我说的。”
摊在他桌上,手印冲着他。为啥?就是要他躲不开、忘不掉,就是要他天天看见那三个红印子。
“证人,你还有什么要说的。”审判长问。
严铁鹰站起来。他转过身,面对着被告席。两个人中间隔着七八步。
他没有低头。
“哥。”
被告席上的人没有应。
这一声“哥”,二十多年没在人前头叫过。叫出来,屋里没一个人敢接。
“我这二十二年,是在你手底下过的。”他说,“我学了你两样。一样是记性,一样是硬。”
他停住。法庭里没有人说话。书记员的笔还搁在纸上。
“记性我学到了。”严铁鹰说,“硬没学到。”
“你比我强。”
他说完这一句,把身子转回审判长那一边。他没有坐下,两只手垂在两侧。
记性学到了,硬没学到。硬是什么?心一横,把事扛在自己身上,不认人,也不认软——他学到的是那个记性,扛不下来的是那个硬。
被告席上的人没有回话。他把两只手从桌面上拿下来,放在膝盖上。
这双手搁在桌面上搁了一上午,这一回,往膝盖上放了。
书记员的手在键盘上停住。公诉人没有催。审判长看了一眼前面那块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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