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四年十月，京郊，法庭。
“都坐下。”法警说，“站着的一律请出去。”
开庭还有十分钟，旁听席上已经坐满了。过道上加了两排凳子，凳子腿是塑料的，一坐就响。有个老头不肯坐，两只手抓着前排的椅背。法警走过去，把手搭在他肩上。
“坐下。”
老头坐下了。坐下以后，他把脚边一个蓝布口袋挪到膝盖上，两只手抱着，抱得很紧。
抱得那么紧，不像抱着个口袋，像抱着一个人。
书记员清了一遍人数。
“旁听三十六人。”他说，“过道上九个。”
“过道上不许坐人。”审判长说。
“椅子搬完了。”法警说。
“那就站着听。”审判长说，“站着的不许动，不许说话。”
站着听，不许动，不许说话。一屋子人坐的坐站的站，挤得连咳嗽都得咽回去。
范江海是被带进来的。他进门那一步停了一下。三十几张脸一齐转过来。他没有看回去，他看的是椅子。七排。最后一排靠着墙，墙根立着一根柱子。
三十几张脸，他一张也不敢看。看一张，心里头就得塌一块。
门口有人小声说了两个字。法警回头看了一眼，声音就没了。后头那几个年轻人手里还捏着票，硬纸的，边上剪了一个口子，票根攥得起了毛。
票根攥得起了毛。这是攥了一路，攥到进门都没撒手。
“被告人范江海，坐下。”
他在被告席上坐下，两只手放到桌面上。
“姓名。”
“范江海。”
“出生年月。”
“一九四五年一月。”
“籍贯。”
“北岭。”
“职业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这一停，比前头几问都长。
“原来是干部。”他说，“现在没有职业。”
审判长问回避，问送达，问有没有收到副本。他一句一句答，答得短，答完不再添字。
答得这么省，不是他的路子。他这辈子头一回把话说得这么抠。
“被告人范江海。”审判长说，“起诉书指控你的事，你听清了没有。”
“听清了。”
“有没有意见。”
“我认。”
庭里没有人动。书记员的手在键盘上停住。旁听席上有人把身子往前探了半寸，法警看了一眼，那人缩回去。
两个字。三十八页纸，六十四处名字，一百七十三回，最后就落在这一句上。
审判长低下头，把这两个字看了一遍，又抬起来。
“再说一遍。”
“我认。”
第二遍，答得比头一遍还干脆。
律师坐在他左手边。桌上摊着一摞材料，包搁在脚边，包扣是合上的。律师没有抬头，两只手搭在包上。
包扣合上了。五条路折成四折，压在包里，今天一个扣都没开。
“法庭上不许只说这一个字。”审判长说，“一条一条查。查证属实，才叫认。今天查不完，明天接着查。你坐在那儿，一条也躲不过。”
“我坐着。”
我坐着。这三个字，说得跟钉在椅子上一样。
“辩护人对这一句有没有意见。”
“没有。”律师说。
律师没意见。五条路一条没走，他能说的也就这两个字。
“公诉人。”
公诉人翻开第一页。
“1964年十二月十七日夜里，你在哪儿。”
“北岭，井上。”
“那天夜里谁让人下水的。”
“我。”
“谁下的水。”
“李长贵。”
“他在水里多长时间。”
“一个钟头。”
“那天夜里几度。”
“零下二十几。”
“你下没下。”
“没有。”
一个“没有”，答得又快又清。这个字他答得最利索，也最难受。
“你为什么不下。”
“我在上面看表。”
“看表做什么。”
“看进尺。”
“进尺是你要的。”
“是。”
“他要过没有。”
“他要过。”他说，“他说水太凉。我说，就一个钟头。”
就一个钟头。四个字说出去就是一条命。五十年了，这四个字还在他耳朵里头响着。
公诉人翻页。翻页的声音在楼里显得很大。
“他上来的时候，脚是什么样。”
“我不会看。”
“你看见了什么。”
“我看见他的鞋。”
“鞋怎么了。”
“冻上了。”
“后来呢。”
“后来送卫生所。”
“他在水里说过什么。”
“他叫。”
“叫的什么。”
“叫冷。”
叫冷。这两个字念出来，庭里连翻纸的声音都停了。
“你说了什么。”
“我说，回宿舍。”
“谁送的。”
“我让人送的。”
“你自己去了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你那天做什么去了。”
“开会。”
开会。这两个字从他自己嘴里出来，他自己听着都扎耳朵。
公诉人把那一页压住，没有再看他。
“值班表上第一行是你的名字。”
“是我签的。”
“那天夜里你是带班的。”
“是。”
“带班的人不下水，这条规矩是谁定的。”
“我定的。”
我定的。三个字撂在庭里，没人接话。这一条查完，后头还有一沓等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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