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五条，你一条都不能不要。”
律师把一页纸推过来。纸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，左边还留着一排毛茬，三个订书钉的眼。上头是他的字，铅笔，一行一条，五条前头各画了一个圈，圈画得圆，圈里写着号。
五个圈，五个号。一夜工夫，凑出五条道来。
“念。”
“不用念。”律师说，“前两条我上回跟你说过。你没接话，我回去就写下来了。”
“写下来就成了五条。”
“就是五条。”律师说，“我没有第六条的写法。”
“纸是哪一页。”
“本子最后一页。”律师说，“撕的时候撕歪了，你看左边这一排毛茬。”
“撕歪了。”
“撕歪了。”律师说，“写东西的人，头一页最整齐，最后一页最不齐。”
这话听着是说纸，其实是说人。头一页都齐齐整整，到最后撕下来，全是毛茬。
范江海把纸拉过来看。字小，行距匀，写着写着往右偏，偏到纸边上又收回来。第五条底下空着一大块，空得能再写两条。
底下还空着一大块。第六条他没写，可那一块地方一直空在那儿，人看着就明白。
“谁写的。”
“我写的。”
“写了多久。”
“一夜。”律师说，“昨天下午从这儿出去，写到天亮。写到第四回，我把纸揉了，又搁在桌上摊平，压了一夜。”
写到第四回，揉了又摊平。这不是写字，这是熬。
“你一夜给我写了五条路。”
“五条都是你的路。”律师说，“你走不走，我管不了。我不写，是我的错。”
“第一条。”律师说，“起诉书上那些数，有一半不是你签的字。单子底下那些名字，是底下人的。是你叫他们去办的，这我认。可字不是你的手写的。庭上把这句说明白，不必赖谁，只把事说清。你这一句说出去，后头一大截就不算在你头上。”
“那些条子，是我让人拟的。”
“拟的不等于批的。你可以说你没细看。”
“我看过。”他说，“看完我还划了两处。划完我又描了一遍，描得跟没划一样。”
“划的是哪两处。”
“两个名字。”他说，“刚分来的学生。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那年二十三。”
“这两处不像你划的。”
“像不像，都是我划的。”他说，“描的时候我使了劲，笔尖在纸背上鼓起一道。”
律师把笔拿起来，在第一条那一行上画了半个圈，画到一半停住。
“那这一条算你没要。”
“算没要。”
“你想清楚。这一条不要，后头那几条就更轻，轻得压不住秤。”
轻得压不住秤。他心里头门儿清：秤上要压得住，得放上真东西，不是放个空名头。
“字是底下人写的，事是我定的。”他说，“把字跟事分开说，是天底下最便宜的一种说法。”
“不便宜。”律师说，“这条路很多人走。”
“走的人多，也不值钱。”
走的人多，也不值钱。这句话撂下，律师的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。
律师把笔搁下，笔尖朝外。他没接着念第二条，先把纸转正，转到跟自己这一面齐。
“第二条。”律师说，“一九七九年。”
范江海没动。
“卷上写着，那年队上办了一个人，判了三年。”律师说，“办的这个人已经死了。死人的话不好追，问也问不出第二遍。当年是会上定的，纪要上有名字，不止你一个。庭上可以说，那是当时的处理，不是你一个人的主张。”
“他关进去那三年，我在外面。”
三年在外头。一年一个冬天，哪一年他心里头安生过。
“可以说当时的情形。”
“我推他出去的。”他说，“那年要来查，得有人出去顶着。四个人在屋里坐着，谁也没先开口。烟抽了一地。最后是我开口。我说，小满，你去。”
四个字一出口，那间屋里的烟味就回来了。
“纪要不是这么写的。”
“纪要是后来补的。”他说，“补纪要的人也是我找的。找的是个会写字的，一晚上写了两页，写完我给他递了一支烟。”
一晚上两页，写完递一支烟。纸上的字，就是这么来的。
律师把这一行看了很久，铅笔在指头上转了半圈。
“他出来以后，你去看过他。”
“去过。”
“他怎么说。”
“他先笑。”他说，“他说，哥你瘦了。我给他送过一车煤，块煤，好烧。他没要。我硬卸在他门口，第二天他码得整整齐齐，摞在墙根，一个冬天没烧。他媳妇跟我说，那堆煤上头落了灰，扫不掉。”
一车块煤，一个冬天没烧。煤在墙根摞着，灰在上头落着。这不是不要煤，这是那口气一直没下去。
“这一条你也不要。”
“不要。”他说，“他出来以后见了我就叫哥，叫了三十年。他死那年我不在他跟前。”
“他死了，这笔账更重。你不说，庭上也会有人替你念。”
“念就念。”
念就念。三个字说得跟砸钉子一样，一下到底。
律师把第二条圈上，圈到一半，铅笔芯断在纸上。他用指甲把那半截挑下来，搁在桌角。
笔芯断了。五个圈，圈到第二个，笔就断在了纸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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