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说你不辩。”律师说，“我跟你把话说到底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你写在纸上的那些东西，没有一句是辩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叫什么。”
“叫我说的话。”
“话得有名字。”律师说，“写在纸上交上去的，叫交代。在庭上张口的，叫辩护。你那一份是交给他们的，不是交给法庭的。”
“交代是我说的，辩护也是我说的。”范江海说，“一样的话，换个名字，就能轻一点。”
“能。”
“那这个轻，我不占。”
这话说得轻，落得重。说白了，同一堆字换个名头就能换出个轻来，这道理他比谁都门儿清，他就是不肯往那个名头上站。
律师的手指头在纸上按住，按得纸角翘起来。桌面上那道“正”字离纸边两寸，最后一笔短，没刻到底。
“你不是替自己打算。”律师说，“你是怕一辩，纸上的名字就得换一个人。”
“换谁。”
“该换谁换谁。”
“换不着。”他说，“单子是我让人拟的，日子是我定的，屋里那一回是我先开的口。我挑一句出去，那一句底下就得站一个名字。那个人今天不在这个楼里。”
“在不在，法庭会查。”
“查是你们的事。我不指。”
我不指。这三个字一出口，屋里静了半拍。
“起诉书上那几个‘等’字。”范江海说，“宣读的那天我数过，一共七处。”
“那几个字是格式。”
“格式后头是人。念的时候不念出来，写在纸上，就永远在后头站着。”
“那几个字不是你能改的。”
“我不改。”他说，“我只是不往那几个字后头再添人。”
这一句他说得最稳。七处“等”字，后头都还空着位子，他一个也不肯再往里头放人。
律师把眼镜摘下来，用袖子擦了两下，戴上。“这三十年，你嘴里的话一年比一年少。”他说，“到今天，一个字都没有了。”
“我这辈子干得最顺手的一件事，就是把事往别人身上推。”他说，“一九七九年推过一回，往后推了三十年。你今天给我一支笔，是让我再推一回。”
“这一回推的是别人的账，不是你的。”
“都是我的。”
都是我的。四个字，把前头三十年全揽回来了。
“你办过几个这样的案子。”范江海说。
“十七个。”
“他们都辩了。”
“都辩了。”
“判得轻了。”
律师把包带子理了一下，理直了。“有两个轻了。”他说，“有三个没动。剩下的，我记不清了。”
“记不清也是个数。”
记不清也是个数。这话顶得不软——记不清的那几个，才是最说不清的那几个。
律师没有再说话。他把那页纸收进包里，把那张黄表也收进去，收黄表的时候捏着两个角，怕折坏了。
捏着两个角。一张黄纸，收得跟收什么宝贝一样。
“我最后问你一句。”他说，“这两条你不接，是你想清楚了，还是你没想。”
“想清楚了。”
“那我回去写。”
“写你的。”
律师站起来，拎起包，走到门口，手搭在门把上，停了一下。
“还有一条路。”他说。
“哪条。”
“那条路不用你开口。”
门开了。走廊里有人推车过去，玻璃抖了一下。门合上，脚步走远，走几步就没了。
不用开口。这四个字听着像给条道，可那条道后头是什么，他没问，律师也没说。
对面那把椅子拉出来半尺，没人推回去。他伸出手，把椅子推回桌沿，推得很正，推完把手收回来，搁在那道“正”字两边。
推得很正。上回是她在走廊把椅子推回墙根，这回是他在屋里把椅子推回桌沿。两把椅子，两处都空着。
桌上那页纸让他推回去了，那张黄表让律师收走了。桌上剩一个杯子，一个干了的圈印，一道刻了一半的“正”字。走廊里的脚步早就没了。
两张纸都让他推回去了。一张上头是他的名字，妹妹写的；一张上头是两条路，律师写的。
推得回去的是纸。推不回去的，是这三十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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